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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 作者[英] 彼得·格林
  • 译者詹瑜松
  • 出版社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8-3
  • 定价118.00元
  • 装帧精装
  • 开本16
  • 页数505
  • ISBN97875139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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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带着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马其顿,从一切的起源开始讲起,让我们追随这位伟大征服者的脚步,踏上通往撒马尔罕之旅,寻找位于世界边缘的大洋。

  1. 详细信息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A Historical Biography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立体封100.jpg




编辑推荐

仅仅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就可以唤起无穷的想象力,然而这是一个我们过于熟悉,但实际上又知之甚少的名字。他令年轻的恺撒羞愧满面,激发了后世从穆罕默德二世到拿破仑等一系列的伟大的征服者,他把希腊文化带到东方,又在从埃及到阿富汗兴建了一系列名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从阿拉伯到印度等地,到处都有他的传说,然后亚历山大究竟是谁,他是纯粹天才的产物还是环境的造物?本书将带着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马其顿,从一切的起源开始讲起,让我们追随这位伟大征服者的脚步,踏上通往撒马尔罕之旅,寻找位于世界边缘的大洋。

媒体推荐

"一部充满活力、高度可读的传记……在这些热情洋溢的叙述中,这段历史栩栩如生……格林剥去了各种浪漫传奇故事的外衣,把这位奥威尔式的暴君的本质暴露出来。在他的叙述中,亚历山大无止境地追求绝对权力,最终导致他脱离了现实。

——《出版者周刊》

 

极为出色的人物研究……在这段错综复杂的叙事中,充满了阴谋、战斗、签订又被撕毁了的协议……本书行文流畅,叙事紧凑,文字清晰,格林对原材料的使用驾轻就熟。书中浸透了格林对那段绚丽、癫狂、辉煌的时代的历史感,在那个时代,一个躁动不安的金色半神把希腊主义永远地刻进了历史和传奇之中。本书极为出色地传达了亚历山大令人惊叹的一生。……极为了不起的传记——同时还是对古代世界的权力政治的优秀研究。

——《科克斯评论》

当你阅读彼得·格林的让人着迷的亚历山大传记时……你会感觉到这个神话一般的故事的每一条谜线都被揭开……对古代世界的充满虚荣的帝国式夸耀的叙述,格林采取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修正主义立场。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洛杉矶时报书评》

 

在每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会不停地把亚历山大的故事按照一系列的英雄模式来塑造,也一直在重新塑造。不过,根据彼得·格林这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传记,这些神话完全可能比亚历山大本人更让人仰慕。

——埃里希·西格尔,《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著者简介

[]彼得·格林(1924-)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古典学荣休教授,曾任爱荷华大学古典学兼职教授著作有《从亚历山大到亚克兴》(Alexander to Actium)、《希腊化时代简史》(The Hellenistic Age: A Short History)、《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Age)等,译著有《卡图卢斯诗歌集》(The Poems of Catullus)、《伊利亚特》(The Iliad)、《奥德赛》(The Odyssey)等。

译者简介

詹瑜松,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生,主要研究古希腊政治史、希腊波斯关系史,兼及希腊罗马世界里的东方秘教。

内容简介

本书是众多亚历山大传记中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作者彼得·格林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亚历山大学术史的基础上,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一方面对传统史料做出了别具一格的选用和甄别,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亚历山大的一生。在书中,他拨开了围绕在亚历山大身上的诸多迷雾,让读者得以窥视这位世界征服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刻画了一位集军事天才、独裁者和伟大领袖于一身的人物。彼得·格林曾在雅典教学多年,十分熟悉希腊的地理状况,多年翻译古希腊诗歌的经验让他具备了出色的文学素养,因此,前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风貌在他的笔下生动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获得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前 言 3

2012 年版序言 6

1991 年重印序言 13

序言与致谢 17

地图和战役平面图目录 19

略语表 20

年 表 28

谱系图 32

第一章 马其顿的腓力 1

第二章 弥达斯花园 31

第三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59

第四章 王国的要害 97

第五章 统 帅 131

第六章 通往伊索斯之路 159

第七章 永生的宣示 203

第八章 亚洲之主 253

第九章 探寻大洋 297

第十章 巴比伦之路有多远? 347

附 录 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 407

注释及引文 425

资料来源 473

译名对照表 489

 

正文赏读

前言

在一篇发表在爱荷华古典协会的新闻通讯中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性访谈里,彼得·格林曾把自己形容为“本质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着引用哈姆雷特对“您在研究什么,殿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说:“言语,言语,言语。”就是言语!对格林来说,不仅是英语,还有拉丁语、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学接受古典学的训练,但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的远东军队中服役数年,这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了剑桥三一学院古典学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时候,他为古典学专业的僵化而感到幻灭,于是格林决定回到他最爱的文学世界(据说他六岁时就把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全部读完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位文学批评家、影评人、电视解说员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学翻译家。由于早年对希腊的热爱,他携全家离开英国到累斯博斯岛定居,在那里他专心翻译法语和意大利,同时也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最终,他加入了雅典年岁学院,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唤醒了对他先前放弃了的东西的热爱。1971年,他移居美国,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得到了一个终身教职,此后他一直在该机构服务直到退休。在得克萨斯,他指导过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课教师。1997年,他以杰出的荣休教授的身份从大学中退休,这时他迁到爱荷华大学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团聚,当时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学系的一员。自此以后,他成了爱荷华大学古典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担任爱荷华大学的古典学期刊《古典学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编辑。

有两个彼得·格林。一个是古典学者,在希腊史领域笔耕不辍,创作过针对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文学批评,并因其将几位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而受到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尤维纳利斯、奥维德、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和卡图鲁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操英语的古典学者之一。另一个彼得·格林是评论家和记者。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他的艺术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不会陌生。他是《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评论员。他以其强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卓然于众,例如他惊人地给二十五本(!)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写过批评性书评,在1979年图坦卡蒙国王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幕时发表在《纽约书评》上。1981年,在辛辣地评论国家美术馆的“探寻亚历山大”展览时,他也创作了规模稍小的关于马其顿的书籍的一系列书评。在这些评论中,他不仅奉献出针对相关对象的令人深思的叙述,而且对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财宝到外国展览的政治力量也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来没有其他的古典学家——或许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学与学术技艺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格林的天分更为广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和诗人(“言语,言语,言语”)。他这部卓越的亚历山大传记展现了他的两大兴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对描绘人类境况的文学艺术的深切热爱,丰富了对亚历山大之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刻画又是源于对古代史料的精细研读。这不仅仅是亚历山大的历史,还是一部全方位的传记(正如标题所示),意在阐释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动机。格林完全理解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场白:

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比起尸堆如山的战役、最为庞大的军阵和围城战,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画家在刻画人物时,着重面容与眼神而较少关注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我将更专注于灵魂的种种表征,据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而把鸿业与战功留给他人去写。

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的亚历山大传记,其中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学本科生市场的课程需求。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功绩——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历史但不是传记。有些批评者反驳说格林经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许的范围,对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详细的回应。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旧是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尤金·N·博尔扎

古代史荣休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2年版序言

去年我的被题献人去世,随后他的《论亚历山大大帝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最终出版,这两件事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让我得以回顾自1991年以来本书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当我经过深思熟虑,故意模仿艾略特(T. S. Eliot)把il miglior fabbro“更卓越的匠人”)附加到献辞上时,普遍的反应是我明显没有理解艾略特事实上有多么获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为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做了全方位的编辑工作。相反,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也知道恩斯特·巴迪安多么耐心和全面地审阅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显然,要是我先前没有发现恩斯特的文章,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在那些文章中——正是这些文章驱使我首先跟他取得联系——恩斯特在方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史学方面他比我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其他一般理论都更令人信服。最近在本传记初稿完成约四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看看本书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我不禁要惊讶于它们彻底的逻辑,对支配人性的霍布斯式“现实”的悲观承认,把每一条古代证据都放在语境中根据常识进行分析,在形成判断时,只有将古代或现代的偏见作为历史因素才会对其有所让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在本传记中,被归到亚历山大身上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的动机,就是全然基于恩斯特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非常谨慎而得出的诸多结论。恩斯特对史料审视得极为透彻,对人们在追逐权力时所能做出的事情有着冷峻的认识——这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获得的;今天我感觉无论怎样都很难反驳那些结论,这正是对以上两点的证明。(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当他听说暴徒在水晶之夜捣毁犹太会堂,叫嚣着要进行屠杀时,他还是个孩子;一直到1938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他才和父母一块从维也纳逃到新西兰。)从一开始,对我著作的批评(据我所知,最近的是在沃辛顿的著作[Ian Worthington, Alexander the Great, Man and God, 2004]的第329页中),总是说我过于轻信古代可疑史料中的各种故事,一般认为这些故事乃恶俗、野蛮、血腥和拙劣的小说家言,并非真实历史。过去几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东和中东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使这些故事看起来相对温和了许多。古代的andrapodismós变卖为奴)和现代的种族清洗几乎上毫无区别;跟已灭亡或尚存的阿拉伯各王朝相比,马其顿的宫廷阴谋并没有更加残忍、贪婪或下流,更不用说跟第三帝国相比了。

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有益成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本传记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是一个在军事方面才华横溢的着魔之人,痴迷于征服事业;随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胜利接踵而来,他迷信般的自恋很容易就滑入妄自尊大和升格为神的幻想之中;为了获得至尊地位,他在内部与马其顿的权势贵族不断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亚洲远征,其残酷不亚于希特勒;他洗劫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财宝,然后用这些财宝来大规模地讨好疲乏的军队,由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对反对他的阴谋的猜疑日渐增长,验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即猜疑之人总有可猜疑之事;到了他短暂一生的末年,他的目标与他所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以致他一死他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无论军事的还是其他的,统统被取消掉,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想把这种冷峻的形象修饰一番。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所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醒目地题作《亚历山大大帝——对一种新的过去的探寻》(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 [2004])。此书明显理智而稳健,在书中卡特利奇反对所谓的巴迪安式的“冷嘲热讽”,而支持塔恩(W.W. Tarn)的“相信人类团结的空想家”的说法;他强调事实很明显,亚历山大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在一种永久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把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合作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人”(第338339页)。但是,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迫在眉睫的,正如其动机是非常实际的:征服者需要军队,而对马其顿人的持续疏远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往其他地方去征募新兵。有些姿态,譬如苏萨的集体婚礼(不幸的是,这让我想起了文鲜明[Sun Myung Moon]牧师为统一教而举行的类似的公共婚礼),就意在为未来的远征军提供有意愿的军人,目的在于把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波斯—马其顿混合体,打造成一个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军人社会。

另一方面,恩斯特革命最杰出的继承者布赖恩·博斯沃思(Brian Bosworth ,就其整体而言亦是当前最好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他则强调亚历山大对屠杀的纯粹喜好;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 [1996])中,他把相关记载与中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杀戮和指导杀戮,大概杀戮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第v页)。这一次我要站在分歧的另一边。这种激进的简化论其实跟塔恩的理想主义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只需稍微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亚历山大的情况要比科尔特斯(Cortés)复杂得多。在遥远的东方,他梦想着到达大洋和世界的尽头,然而却受挫于雨季的暴雨、热带的潮湿、地理方面的致命错误、强悍的印度战士、前线的大象以及最后不堪重负的军队的抗命,于是,亚历山大心中生发一种充满愤恨和受挫的狂暴,不仅指向敌人,还指向他自己的过分膨胀的远征军(因此故意利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来清洗商贩和其他随从人员)。自那以后,猜疑支配了他的余生。

亚历山大一向残酷无情,特别是对那些曾挫败他意志的人(他对加沙当地指挥官的处置就是明证:就像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那样,他把此人拖在战车的后面,但与赫克托尔不同,此人当时还活着),但其波及的范围从来没有这么广,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失控过。

在本传记的主要事实方面,我可以说(当然,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最近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表明,它们跟当前的研究相比已经完全过时了,或者急需重写一遍——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我去努力出一个新版。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总的来说并没有为新颖的研究模式所触动,无论性别研究还是叙述学,抑或后殖民主义,这些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与如何看待旧事实而非与发现新事实相关。再者,由于它们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当需要对证据进行评判时,它们仍然不够可靠(或者说至少容易为短期的变革所影响)。不管任何时候,要做出长久的历史判断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我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自其在英国初版近四十年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还不至于太糟;我不想把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只是一时之风尚的东西,运用于对本书主角的人生的评价,由此削弱它如今已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如今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它们可以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更好更容易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世界,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此类读者去了解对补充本书内容特别有价值的书目。例如,在往日唯一可用的(但是对英美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得)亚历山大世界的人物志指南是两卷本的贝尔佛的《基于人物志的亚历山大王国》(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Munich, 1926]),但现在我们有了沃尔德马·赫克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各色人等——亚历山大帝国人物志》(Waldemar Heckel, Who’s Who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sopography of Alexander’s Empire [Malden, 2006]),这本人物汇编兼具完全的学术性与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可以查阅数百个吸引人人物的资料,甚至比最啰嗦的传记作家都更详细得多。最近新出的三部指南为了解过去数十年关于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便利的一般性入门指引:罗伊斯曼(J. Roisman)主编的《博睿亚历山大大帝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lexander the Great [Leiden, 2003]);罗伊斯曼和沃辛顿(I. Worthington)主编的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古代马其顿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Blackwell, Oxford, 2010]);和福克斯(R. Lane Fox)主编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博睿古代马其顿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 [Leiden, 2011])。

关于亚历山大远征实际过程,阿里安的叙述是我们的主要史料;现在远征的经过可以比之前更有深度地探讨下去,这得益于两部杰出的作品:卓越的牛津古代史学者布伦特(P. A. Brunt)修订的两卷本的洛布版阿里安(Loeb Arrian [1976, 1983]),和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编的《路标版阿里安——亚历山大征远征记》(The Landmark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New York, 2010])。前者提供了可靠的希腊文本,并带有经过修订的对照译文;后者则是全新的译文,并带有路标版惯有的精良的地图和照片;二者都提供了关于重要话题的极好的附录,从“拜访西瓦”到“亚历山大之死:毒杀的谣言”,全部基于顶级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大大发展了我最初关于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和建设的观点:详情可参见我的文章《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s Alexandria”),最方便获得的是在《从伊卡里亚到星星》(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Austin, 2004])的第172196页。

某些时段和地区会研究得比其他的更好一些。现在关于古代波斯和阿契美尼德帝国,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半个世纪之前多得多。即使这些知识很少可以直接运用于这场因马其顿入侵而引起的最后冲突,进一步认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享有的广大权力和声望,也会大大提升我们对亚历山大在推倒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尊敬。有两部概括了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有着特别的重要性。皮埃尔·布里昂(Pierre Briant)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Winona Lake, Indiana, 2002]),由彼得·T·丹尼尔斯(Peter T. Daniels)翻译,既更新了布里昂原始的法文版,又订正其中的许多错误。阿梅莉·库特(Amélie Kuhrt)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史料集》(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提供了所有现代史学阐释所依赖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库特本人还写过对该时期的阐述:参见她所写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3000330年》(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的第二卷第13章。

另一个极大得益于学者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上乘研究的古代地区是巴克特里亚——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对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犹如阿富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先后落入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之手:《进入白骨之地》(Into the Land of Bones [Berkeley, 2005];第2版计划于2012年出版),此书将古代历史和现代结合起来,透彻地说明了无比崎岖的地形、好战的部落和暧昧的忠诚,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前景,对亚历山大如此,对一心想要入侵此地的当代后继者亦是如此。五角大楼里的每一位乐观的指挥官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严肃地自问他是否觉得他比亚历山大更聪明,在后者远征亚洲期间从未有一个地方像巴克特里亚这样差点儿让他栽了跟头。《进入白骨之地》——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New York, E. J. Brill, 1988])——对任何叙述亚历山大的巴克特里亚征战及其后果的著作、特别是本书来说,都是一部基本的指南。以更为轻快但同样深入的风格写就的,是霍尔特精巧的侦探性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大象钱币之谜》(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 [Berkeley, 2003])。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是基于他的钱币学背景,在此他巧妙地揭示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用宣传手段引导他疲乏的军队,关键在于他自称的不可战胜的领导力。正如霍尔特所说,“他在钱币上夸耀的领导力确实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替代的”(第164页)——亚历山大死后的那些年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然,那是另一故事了。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多年来读者们反复询问的话题,我不得不坦承有些失败。这个问题便是我在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中所处理的著名难题。人们会想起关于那场战役有两种不可调和的叙述。在阿里安所给的且得到普鲁塔克支持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在他抵达的当天下午强行渡河,并赢得了随后的战斗。而在狄奥多罗斯所用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等了一夜,未遇抵抗地渡过了河流,然后打了一场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和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当天下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于是撤退,在河流下游未遇抵抗地渡河(可能是在晚上),次日赢得了像其他版本所记载的那样的战斗。我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非常巧妙的,但正如恩斯特马上指出而我当即紧张地记下的,“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尽管阿里安的版本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中是可以理解的,但狄奥多罗斯的却完全讲不通,更糟的是我违背了在处理史学证据时所应遵循的准则,试图在重重困难中调和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本。我也无法解释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必须说一下,恩斯特在其支持阿里安版本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文章《格拉尼科斯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注释15,见于他的《文集》第224243页)中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准则之一。

这些年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不像1991年那样确信我的假说“绝对错了”,但是根据史料来看,我的假说依然站不住脚,而矛盾依然无解。在古代史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不足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情况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更多,而此处便是这样的状况。由于缺乏新的史料或更加有力的论据——未来几年也不会出现——正如戴维斯(E.W. Davis)所说,围绕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仍将是个谜团,而对此我们根本没有答案。

彼得·格林

爱荷华城,20126


 

正文

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与他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及祖国马其顿密不可分。腓力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最为了不起的主宰人物;而马其顿,正如当代人所评论的那样,1是欧洲大陆出现的第一个拥有真正的的政治、军事及行政体制的地区大国。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内容,否则对我们来说,亚历山大的一生只不过是一颗彗星,这颗彗星曾以无比恢弘的气势划过天际:令人惊叹,但难以理解。亚历山大完全是个天才;但是天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环境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腓力和马其顿塑造了亚历山大,因此我们必须从他们讲起。

 

公元前3569月初的一天,2一位信使从马其顿的新都佩拉疾驰而出,身上携带着给国王的急件。他奔向东南方向,穿越大平原,渡过雅尼扎湖(那时,人们称其为波耳波罗斯湖泥湖。这对超爱一语双关的希腊人来说无疑是个天赐的妙词:borboros-barbaros,简言之就是粗野和原始);在遥远的天际,奥萨山和奥林波斯山闪耀着白光。薛西斯(Xerxes)也曾目睹这样的景象;当年他一马当先,统率侵略大军,在荷马所说的水流广漠的阿克西奥斯河畔安营扎寨。信使没有耽搁任何时间就到达了目的地波提狄亚。这是卡尔基狄刻半岛上的一座城市,马其顿军队正驻扎在那里。自公元前359年以来,腓力就一直统治着马其顿这个统一但人心浮动的国家。3腓力是阿敏塔斯(Amyntas)的儿子,为人严苛,对手下人的延误或拖拉从不手软。然而现在,在刚刚迫使波提狄亚投降后,他的情绪和善很多,有可能喝了很多酒。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波提狄亚都是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诸强的争夺对象,是马其顿稳步扩张的领土中最有价值的新收获。

如果信使从未见过腓力本人,那他恐怕很难在贵族同侪参谋人员当中认出腓力。腓力穿着紫色披风和宽边帽子,这同样也是马其顿贵族日常所戴的。他不爱佩戴任何王室徽记,也不喜欢任何尊称,总是让人直呼其名,而且实际上他从未在任何官方文件中将自己称作国王4我们常常可以用迈锡尼来类比马其顿,这里也是如此5腓力与那些不安分的贵族处于同一等级,他是他们的最高领主,以瓦纳克斯(wanax)的身份维持着脆弱的权威。或许他也觉得他的地位,尤其是在佩拉派系林立的封建宫廷中的地位,不宜规定得太过严格。他的争位者一直在散播谣言,说他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篡位者——那两位兄弟是他之前的国王,都被残暴地杀害了。6有关私生子的指控构成了马其顿权力游戏中的一件常见武器。

腓力现在二十七岁了,他强壮、好色、胡子浓密,经常沉溺于酒色,有时突发幻想,还会狎嬖娈童。腓力平常就性情快活,在阅读了信使带来的急讯后,他更有理由高兴起来。他最可靠的将军帕美尼奥(Parmenio),赢得了与伊利里亚和派奥尼亚联军的决战;他们是马其顿征程上最强大的部落,占据着大约与现代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相的领土。在刚刚结束的奥林匹亚赛会上,他的赛马参赛者赢得了第一。而最令他高兴的是,7207他的妻子密尔塔勒(Myrtale),也就是我们通常更为熟知的奥林匹娅斯(Olympias),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亚历山大(这名字之前阿吉德王朝的两位君主已经使用过了)。

在读完急讯后,据说腓力曾乞求命运女神给他一些小伤害,以抵消如此势不可挡的恩惠。8也许他回想起了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教训:波吕克拉特斯收到一封来自埃及法老阿玛西斯(Amasis)的信,信中表达了对他过分好运的忧虑。阿玛西斯说:我从未听说有人可以好运连连,最终还能免于灭顶之灾。阿玛西斯建议波吕克拉特斯扔掉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波吕克拉特斯便将一个绿宝石戒指投入大海,但过了一周他在一条鱼的腹中又拾回了戒指。9于是阿玛西斯迅速终止了他们的联盟。而波吕克拉特斯的结局则是被一名波斯总督施以刺刑。因而,在那份重大急讯所列的三件事情中,我们只知道腓力仅仅公开庆祝了他在奥林匹亚的胜利,这虽说不算性格反常,但仍然有些奇怪。马其顿皇家铸币厂发行了一款新银币:银币正面是宙斯的头像,反面则是一匹硕大而精神饱满的骏马,相比之下它的裸体骑师身量较小,头上戴着胜利花环,手中挥舞着棕榈枝条。10

那么对他而言,是什么赋予了这三个特殊事件如此重大、几乎是象征意义呢?为了理解国王的反应,有必要暂且回顾一下,看看他登基之前马其顿的成败历史及其古老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