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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普及版)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60多年来又有多种外文译本出版,一直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中国哲学通用教材。

  1. 详细信息

哲学史经验与个人哲学心得融为一体
畅销全球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入门书

《中国哲学简史》完全不是大《中国哲学史》的缩写, 其书文笔轻畅,深人浅出,哲思敏睿,极富意蕴,是地道的大家手笔,可以说是冯友兰前期哲学史研究的力作。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 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主编

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赵复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朴槿惠,韩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著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者简介

赵复三,祖籍江苏宝山,1926年生。少从周一良、王守惠先生读中国古典文学。194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46年大学毕业。196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聘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副所长。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主张以蔡元培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1989年退职移居国外,在法国、美国、加拿大执教,曾获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97年退休,从事中外思想史研究。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60多年来又有多种外文译本出版,一直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中国哲学通用教材。

    此书将哲学史经验与个人哲学心得融为一体,以二十万字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简明,生动,出神入化,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成为当时学术界的畅销书。

    21世纪初,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重新翻译了此书,译文准确、通俗地传达了冯先生原著的精神。此插图修订版即以赵先生译文为底本,参照英文原版和涂译修订了明显的错误,并配以大量图片以期作为正文的延伸与补充,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增进阅读的乐趣。

目   录

自序  1

英文版编者序  2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1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10

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  20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26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34

第六章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41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46

第八章  名家  54

第九章  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  62

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69

第十一章  后期的墨家  78

第十二章  阴阳家和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  85

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  94

第十四章  韩非子与法家  101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而上学  108

第十六章  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  116

第十七章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125

第十八章  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  134

第十九章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142

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151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基础  158

第二十二章  禅宗:潜默的哲学  167

第二十三章  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174

第二十四章  更新的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183

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 图式理念的理学  191

第二十六章  更新的儒学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学  199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206

第二十八章  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217

译后记  226 

出版后记  231

序   言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

本书小史耳,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导引可也。欲知其详,尚有拙著大《中国哲学史》,亦承布德博士英译;又有近作《新原道》,已承牛津大学休士先生(E. R. Hughes)英译,可供参阅。本书所引中国原籍,每亦借用二君之译文,书此致谢。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因著此书。此行承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乘此书出版之际,致以谢意。该校东方学系师生诸君之合作、鼓励,亦所感谢;该系中文副教授布德博士,尤所感谢。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先生(A. W. Hummel)为此书安排出版,亦致谢意。

冯友兰
一九四七年六月
 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英文版编者序

近年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著作不可胜数,但是需要承认,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哲 学的真实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 一个老子。这个看法,甚至对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

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若不是太专业,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 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 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这就使它的问世,有了更大的意义。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远远超过孔子和老子,或儒道 两家著述所涵盖的范围。在25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还应看到的是:在多少世纪里,哲学家们所属的学派, 尽管还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名称,其思想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十分不同了。举例来说,如果孔子像佛家轮回理论所说那样,转世到12世纪朱熹的同一时代,他大概很难想到,朱熹的思想竟成为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

在这种多样性的后面,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主题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是冯博士在本书第一章里所描述的“内圣外王”之道。怎样能够得道,从而得以做到内圣外王? 如果就精义而不是从字面看,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如冯博士所指 出的,它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世和超越的两重性。这一点是冯博士最近新著《新原道》 一书的主题。笔者不敢在此妄论冯博士此书的全部精义,而只想指出:西方仅仅一知半解的这种哲学精神,使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既有高居峰巅、在松树下沉思 默想的圣人,又有十分实际、只问眼前的俗人。

回想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学习中国哲学与文化其他方面的时候,令我最感愉快的是1934至1935年间,到清华大学随冯博士读中国哲学。当时,冯博士刚完成他的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的第2卷。这部书很快便在中国的同类著作中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有一天,冯博士问我,是否知道有什么人愿意从事把此书译成 英文的工作。结果是,我承担起这项工作。1937年夏,日本刚发动侵华战争之际,我所翻译的冯博士《中国哲学史》第1卷出版。当时,我期望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此书第2卷的翻译工作。此后,我因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接着是漫长的战争,还有其他的任务打断了我的原定计划。直到1946年秋冯博士应聘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才得以重新开始原先的计划。自此以后,我选译了冯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第2卷中的若干章,有的已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有的即将在该 刊发表;其目录已收入本书参考书目,待完成后它们将被攒成一卷出版。由于得到 富布赖特法案资助美国学者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我将于近期内赴北平,计划逗留一年,希望到1949年秋能够完成《中国哲学史》第2卷的翻译工作。

去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了这项工作。这时,冯博士决心自己动手,把他先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并要我予以协助。结果就是现 在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主题与中文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并无出入。本书第一章到第 十六章大致相当于两卷本的第1卷,第十七章到书末相当于第2卷。但本书的篇幅 却明显地缩短了。举例来说,我所译的两卷本中的第1卷有454页,而中文版的第2卷比第1卷还多50页。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本书删除了原两卷本中一些次要的思想家,对主要思想家所用的篇幅也减少了。本书对两卷本中思想家的生平、 著作时间的真伪的考证、参考书目和注释也压缩了篇幅。尽管有这些不同,学术水平并未因此减色,它的资料和诠释都十分准确,立论也平实全面。

本书与一般的缩写本相较,还有其他一些特色。首先,本书是作者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因此,它的内容和论述角度和为中国读者写时有所不同。本书的首两章是中文两卷本所没有的,便是一例;第二十七章的大部分也是新写的。

其次,本书里有些结论性的见解和重点,是冯博士自1934年完成两卷本之后的新见解。例如,第三章所概括的理论是冯博士于1936年为两卷本所作的一个附录中提出的。在本书末章,冯博士论述他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原来散见于冯博士 在抗日战争年间所发表的各部著作,收入本书时,又经作者重新写过。第十九至第二十二章论述新道学和佛学各章,与两卷本相较,有明显的改动。(冯博士准备对两卷本的有关部分根据本书加以修改,然后再交由我翻译。)

本书的内容主题、处理方式和具体写作,不消说,都是冯博士亲自动手的。我的工作主要是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就语言和易读性做一些编辑加工。本书中的许多引文都是按我所译两卷本的译文,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只作了微小的变动。涉及中国哲学专有名词的翻译,冯博士往往自己已有成竹在胸,或是借用 E. R. Hughes 在《中国哲学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的英文译名。其他许多引文的英译都是新的。参考书目和索引则是我编的。

为一般读者着想,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在阅读本书时可能 略微省一点力。中国古史传说历来由约公元前三千年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等开始。 长期以来,中外知识界对这类传说都没有置疑,由此造成中国历史异常悠久的印象。 今日,中国史学界已经取得一致的见解:有关古代圣王的传说,是后人编造出来的 故事,那些圣王充其量也只是神话中的人物。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历 来认为其起迄年代是公元前2205[2070——译者注]—前1766[1600——译者注]年)也难以确定,只有等待将来考古学的发现来予以认证。

历来认为继夏朝之后的商朝(起迄年代是公元前1766[1600——译者注]—前1122[1046——译者注]年),其历史证据较为充分。商都的一部分已经发掘出来, 出土了一大批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这批甲骨文就是本书第十二章谈到的卜辞。

继商以后的周朝(公元前1122[1046——译者注]—前256年)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周朝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黄河中下游谷地的一大批小国都臣服周王室;这种君臣关系大体上和欧洲中世纪的情况相仿。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封建体制逐渐瓦解,出现一批独立的国家。它们彼此之间进行战争,再加上政治、社会、经济的动乱,严重削弱了周朝的统治。面临种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人们要寻求解答,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哲学思想运动,它构成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孔子(公元前551—前 479年)是这批哲学家中间最早的一个。继他之后,兴起了一大批哲学家,他们各抱不同的思想主张。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些思想家的不同主张。在政治史上,孔子以后的几个世纪通称为战国时期。

秦国并吞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统一的中华帝国。秦朝以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僚代替了过去各地区贵族割据、政权世袭的制度,由此开创了中国自此以后历朝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除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外,最重大的历史变革。

秦朝为达到它的政治目标,采取了严酷的手段,由此激起的反抗使秦朝很快便被推翻。它进行的统一中国的工作在继起的强大的汉帝国(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统治下继续进行。在汉帝国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张到今日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包括新疆的大部分。与政治统一伴随而来的是思想的统一。周朝的诸子百家,作为单独的学派不再存在,但它们的思想往往融入了儒家或道家。儒道两家这时成为两大主要的思想流派。本书第十七、十八两章便是叙述这个发展。

两汉四百年统治之后,继之而来的四百年也许可以称之为分裂时期(221—589年)。在这4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南方分裂为许多统治时间不长的小国,北方也同样分裂成这样的一批小国。有些北朝的小国由非汉族的游牧民族组成,却跨越长城,在长城以南建立了国家。过去中国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看做“五胡乱华”,看做“黑暗时期”,因为民众遭受了许多苦难。但在文化上,这是非常杰出的时期。在哲学上,儒家思想暂时消沉,代之而起的是新道家和佛家思想。这两个流派的思想介绍便构成了本书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的内容。

隋朝(589[581——译者注]—617[618——译者注]年)、唐朝(618—906年)在政治上重建了中国的统一,不仅国力得到发展,文化也登上发展的高峰。在唐代,佛教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其中的禅宗是本书第二十二章的内容。自此之后,佛家在中国渐趋没落。另一方面,儒家却再度兴起,并在思想界建立起主导的地位。本书第二十三章开始的地方描述了儒家复兴的初期情况。

唐朝覆灭后,有五十年动荡不定。然后宋朝(960—1279 年)兴起。它虽在政治上不如唐朝强大,但在文化上却创造出同样辉煌的成就。从思想史看,这一时期里,儒家思想重新兴起,其繁荣为汉朝以来所未有。这场哲学运动在西方称为“新儒家”;本书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五章,对这段历史作了介绍。

取代宋朝的是元朝(1280[1206——译者注]—1367[1368——译者注]年)。它是全中国第一次被一个非汉民族——蒙古族——所统治,这一点在文化上的影响倒并不很大。明朝(1368—1644年)使中国回到汉族统治之下;从社会生活来说,明朝比元朝愉快些,但社会经过一番剧烈变化,文化却没有相应的新鲜气息。在哲学思想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心学发展到了高峰。本书第二十六章叙述了这个发展。

在清朝(1644[1616——译者注]—1911年)统治下,中国再度由非汉民族的满族统治。直到 19 世纪之前,清朝统治的中国繁荣昌盛,版图甚至超过了汉唐;在文化方面,有的领域有所前进,有的领域则出现衰退。自19世纪以后,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内部衰弱和西方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接踵而来。这些发展对思想领域的影响,请看本书第二十七章。

1911年的民国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也推翻了世界最古老的王权体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亟待改革,这些改革,在西方国家用了约3个世纪,中国只能迎头赶上。改革在短时间内纷至沓来,势必造成内部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动荡,外国又乘机进行侵略压迫。我们环顾西方各国,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它的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中国的未来难以预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中国过去的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中国人常常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向前进,尽管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能够迅速吸收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天下为公思想(见本书第十六章到第二十一章)。中国在它未来的变革中,势必要抛弃许多过去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也将有一些会保留在世界的哲学遗产之中。中国哲学在哪些方面能对世界有所贡献,冯博士在本书末章对 此进行了探讨。

德克•布德 

1948 年 5 月于美国宾州费城

译后记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英文版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于 1948 年出版,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冯先生也已经仙逝多年。但是,细心的读者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会觉得如同是新著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冯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他不仅是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贞元六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简史》问世之时,是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出版十几年,又在“贞元六书”完成之后。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就篇幅说,此书远少于《中国哲学史新编》;就内容说,却正好最鲜明地表现了冯先生自己的特色。原因之二是,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这本书引人入胜,就由于它的这些特色。

翻译本书,如同探险,个中乐趣,其味无穷。念自严几道先生悬“信、达、雅”为译事三难之后,三字已成翻译通则。朱光潜先生认为,三字中,“信”字最为重要,这不难理解。但要做到,并非易事。翻译外文书刊,大概诗歌、哲学两类著作最费斟酌。这两类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词按字义翻译,应不是十分困难;难的是在翻译这两类著作时,不能只满足于“形似”,还要求其“传神”。这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艺术的要求,仔细想一下便能发现,无论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都往往是在社会里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生活经历而十分敏感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生活的磨难中对历史、时代、社会、人生进行反思。社会变动越急剧,这种反思也越像大海波涛一样无法自已。人的生活感受往往超过自己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为此而“言不尽意”。在中国,还有时是由于两千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环境限制,而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只好运用比喻和暗示而“意在言外”。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除了在自己作品已说的之外,常“言有尽而意无穷”。视听艺术诉诸人的形象思维,语言艺术则离不开语言,因此,中国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同样强调“言外之意”。艺术家的手法和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这成为中国艺术的特色,也成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为此,诗歌和哲学著作的翻译,往往需要迈过“形似”,而要求“传神”。如果低于这样的要求,译者便难免会感到内疚。这是在翻译本书时,常常深夜扪心、惴惴不安的地方。举例来说,魏晋以后10章,在书中篇幅虽较先秦、两汉部分为少,而涵盖历史事件和时间则远超过前半,牵涉的问题也远 超过前半。

第十九、二十两章

第十九章英文标题:“Neo-Taoism:The Rationalists”,布德教授的英文标题在逻辑上似略有毛病,“ism”是学说,后面“ist”则通常是指人,前后不够一致。但英文原文在中间使用的冒号“ :”也可以使它有另一种理解,作者是说:“新道家是一种理性主义者。”中文旧译:“新道家:主理派”,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接下去,第二十章标题是“新道家:主情派”。读者在这里不免要问:冯先生的意思是说,新道家既是“主理”的又是“主情”的,抑或新道家中既有一个“主理派”,又另有一个“主情派”呢?中文旧译本对十九、二十两章的标题分为“主理派”和“主情派”,很容易使读者体会成他们是两派,这究竟是否冯先生的原意?如果冯先生认为,新道家中有两派,则第二十章的内容和第十九章的内容应该针锋相对,表明是两派,而现在冯著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于该章末尾结束语所说“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重理”和“任情”在第二十章里,都从属于解释“风流”。 这样,第二十章的主人公和第十九章的主人公就不是两批人,而是同一批人了。既是同一批人,处于同一个时代,为什么在本书里又分写为两章呢?我的体会是为了着重说明“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中国哲学史家特别关注呢?我体会,这与冯先生对哲学的认识——“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有内在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先秦、魏晋、晚唐、南宋等,都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社会结构被破坏,思想界、知识界为自己,也为社会寻找出路时,首先遇到的是与王权的关系。如战国时期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西汉初,刘邦踌躇满志当上皇帝后,张良与刘邦的关系;东汉末诸葛亮《诫子书》中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哲学。但在“士”来说,仅仅超脱了眼前政治的激流漩涡,却还未曾超脱历史。个人既无法左右历史,只有在精神上努力超脱,这正是魏晋文士面临的人生处境。“风流”便是魏晋文士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风度,这对外界现实,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 都毫不粘着,不为物役;“风流”是指事物本质所具的神韵,可以不需要文字语言,却自然在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因此后来司空图在《诗品》中可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鲁迅曾有文,论不少魏晋文士服用药酒,引起全身燥热,为此衣带必须宽松,动作自然从容。这项考证似并未体现出魏晋文士的真正精神面貌。古代思想史著作中,像冯先生此书对魏晋文士思想和风格提出一个完整的认识,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属首创。冯先生不仅介绍魏晋文士特有的精神面貌,在介绍北宋五子时, 同样把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把张载《西铭》重点介绍出来,刻画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风貌。鲁迅曾认为,中国文人若不做官,便隐居山林,隐居其实只是为做官提高身价。这是讲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冯先生在这里指出:中国除浸透儒家思想的“儒生”外,还有另一种读书人,身上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气质,这不仅是由于“学”,由于道家和佛家思想的蕴积,还由于乱世给人的锤炼。“道”既无在无不在,在求道之人的身上,也无时不在,在战乱之世就更突出。这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它不仅是时代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人领会的“美”,也是中国哲学所讲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所在。冯先生的哲学挚友金岳霖先生在他的名著《论道》一书全循逻辑阐明中国哲学之后,最后说,只讲理性之人并不可爱。王国维先生曾叹息读哲学时,自己所信的却不可爱,认为可爱的却又不可信,因此而苦恼,以致不得不放弃哲学。王国维、金岳霖两位所苦恼的,正是西方哲学的窘境。冯先生在本书末说到中国哲学可能对西方哲学有所贡献的是在精神境界方面,也正在此。因此我觉得,十九、二十两章是冯先生此书精义, 垂范后世之处。而旧译在此处给读者的印象,似乎突出了两派,却贬低了原文要讲的时代风格(“风流”实质)。从英文看,“sentimentalists”通常译作“感伤主义者”,也可作“多情善感的人”,勉强译作“重情”是可以的,但如果把“主情”和“主理”对立起来,则恐不是原著本意。细读第二十章,着重讲的是魏晋名士的“风流”的实质,明确提到两派的是一句话:“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虽然许多新道家注重理性,但更有许多人是重情的。”这里指出,“虽然许多”新道家注重理性,同时,“许多人”也重情。我的理解,这话的含义,重点在于讲新的道家虽然崇尚理性,同时却又是重情的,是充满人性的。这是新的道家的两重性,也是特性。原书在此因是标题,只能简略,故而比较含糊。旧译循英文本标题,而把它延伸到新道家分“主 理”“主情”两派,对读者似易误导。现把第十九章标题译作“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把第二十章标题译作“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与布德教授的文本略有出入(旧译也有类似做法,如把英文本“杨朱的乐园”改译为“《列子》的《杨朱》篇”),但对原著内容是否较为忠实一点?

第二十三章

本书原文用“新儒家”。现在学术界用“新儒家”一词来指 20 世纪的儒学和这一派学者,现已流行成俗。为此,拙译中对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章,凡“新儒学”译作“更新的儒学”,“新儒家”译作“新的儒家”,以区别于 20 世纪的“新儒学”,便利当今读者。

旧译第二十三章标题“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按布德教授英文本是“Neo- Confucianism:Cosmologists”。在西方,Cosmology是“宇宙论”;“宇宙发生论”则另有英文专用术语是“Cosmogony”。西方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对宇宙的本体论和发生论加以区别。在中国,阴阳五行学说是宇宙发生论,讲“宇宙心”,“宇宙之理”则更多是属于本体论范围,因此,还是回到布德教授用词“cosmology”,译作“宇 宙论”。

第二十四章

末一节标题“寻求快乐”,旧中译本循布德教授英文本用词,本无缺失。但这是西方哲学的概念,西方哲学所说的“寻求快乐”和新的儒家所讲的生命之“乐”,只是“形似”,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智性的探索开始,以智性的“生命之乐”为终结。无论前面所说的“风流”实质和此处讲“快乐”都是中国哲学思想精华,为以前易遭冷落处,这是以哲学为工具和以哲学供自己(亦即人人)受用的根本不同之处。冯先生此书的引人入胜之处、净化人心之处、精彩之处,窃以为要从这些地方去找。现根据原著内容,将小标题改译为“寻孔颜乐处”,行文和旧译也略有不同。翻译工作按译者的体会,似乎有两个过程:第一步是循词探意,理解原著的文字;然后,第二步所要求的是循意探词。翻译本书时,译者常常设想的是:如果冯先生这时是在讲课,他会怎样讲呢?这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设想,但翻译本来就是冒险。翻译本书,只能循中国哲学之意、循冯先生之意,来探求译文如何达意,因此总是设想几种方案,经过比较,才敢论定。

这个问题只有冯先生自己才能最好地判断,但是冯先生已经不在了,又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冯先生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就这问题发表意见。

冯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有过一次谈话。周质 平先生问冯先生,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哪些是他最为满意的著作。周质平先生以为,冯先生会举出“贞元六书”,而冯先生举出的却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周质平先生当时并未充分理解;后来细读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才发现它真是一部传世的巨著。在《新编》里,冯先生从第三十七章起,用了五章篇幅,专论玄学。在“通论玄学”的第三十七章里,冯先生说:

“原来,名理和玄远本来就是玄学的两个方面,名理是一种学问,玄远是一种 境界,名理是方法,玄远是目的,这两者本来就是相通的。

“《世说新语》常说,某人‘善名理’,某人‘尚玄远’,因此,有人说‘名理’和‘玄 远’是玄学中的两派,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问题,从冯先生自己的著作中,应该说,已经有了定论。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是全书结束,也是全书高潮。末后,作者说:“在各种哲学形而上学体系里,无论它们采取的方法是正的方法,或负的方法,最后都往往戴上了神秘主义的皇冠。”原文作“The great metaphysical systems of all philosophy,……have crowned themselves with mysticism.”旧译作“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而上学系统,……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译者体会,冯先生这话是十分严肃、十分深刻的话。哲学通常分“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包括伦理学)”、“认识论”三部分。西方哲学自前苏格拉底时期,探索的是宇宙本质,即本体论,即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史上,最初也是探索对外部世界的总体认识,然后探索人世、人事变化及其所由来。人从已知出发,去探索未知,这是对无限的探索,最后总要到达人的认识的边际极限,所谓“神秘主义”,其实无非是指到达认识边际极限后,人向前眺望自己不懂得、无法加以解释的东西,只有称之为“奥秘”。说到“这是奥秘”,意思是说,在言语所能及的范围里,这是最后的一句话了。这可以说是为前面所说自己的理论“戴上冠冕”。任何严肃、实事求是而谦虚的哲学家都会承认自己认识的能力“有限”,已说的话已经说到了头,再向前就无法多说,只能称之为“神秘”了。也就是冯先生在本书最后所说,已经说了许许多多话,然后应该进入潜默,也就是神游于无限了。英语行文可以称为“戴上神秘主义的冠冕”,但这不是“戴大帽子”!此书旧译把“戴上皇冠”(crown)译成“戴大帽子”,恐不免“以词害意”。 所以,此处按“冠冕”本意行文,译作“戴上皇冠”。

冯先生在本书第一章末后对翻译讲了十分精辟的见解,说:“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翻译此书时,常常吃惊,冯先生此书写作于五十多年前,怎么竟像是对着当前的时代,为新的一代而写的新著一样?从书中读到冯先生的思想风采,心向神往,希望不要轻忽辱没一分一毫。同时又觉得能做的十分有限,为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知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随时指正。在惴惴小心之中,又因为窥见了一座大花园而有一种喜乐。这是翻译本书特有的一种经验,一种受用。

赵复三

2004年7月 15日

出版后记

1946 年至 1947 年,冯友兰先生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经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由于是面向西方学生介绍中国哲学,所以该哲学史最大的特点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且非常注意进行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参照。该书对于今天渴望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最值得选择的入门书籍。

本书英文版面世以后,冯友兰先生的弟子涂又光先生于80年代将之译为中文, 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广大中国读者才得以与这部优秀的哲学史著作见面。2004年,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的新译本。赵先生对涂译中的一些译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译后记中列举的对几个术语的斟酌,让人充分感受到赵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与负责态度。

新世界出版社的版本为插图版,插图以臆想的古代人物画像为主,这很难表现出冯先生书中丰沛的内容。是以待新世界版权合同到期后,2008 年我们与宗璞女士签下了插图版的版权,希望通过努力和尝试,以合理的表现形式做到内容与配图相得益彰。

经过长时期讨论后,我们以赵复三先生提供的译文电子文档为底本,参照英文版与涂译修正了目前流行的赵译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插图从“史”与“哲”两个角度进行选取。在“史”的方面,主要以出土文物、艺术作品、名胜古迹彰显中国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和表现,印证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的特质;在“哲”的方面,则参考作者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更大部头著作中所提到的事例和与 西方哲学的对比进行配图,适当弥补“简史”因体裁所限不宜过多举例的缺憾。

本书此次再版重排,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对插图进行精选,使得本书更加精炼。希望这个插图版能够帮助读者把握书中的内容,增加阅读的兴趣。文本中若存在错 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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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