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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文版)

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权威经典英文本,文字流畅,通俗易懂

  1. 详细信息

一部一百五十年前剖析法国革命的西方学术专著,

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掀起阅读的热潮?

盛世危言,温故知新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

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


★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这是有识、有忧人士的公共读物。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 《旧制度与大革命》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张芝联(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著译者简介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这段参政的经历使其能够更真切的观察和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权威经典英文本,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完整地保留了原书的全部注释。                                                                          

上架建议

畅销书、历史、专业英语

读者定位

•大众读者

•专业研究人员


导 读

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部分 出家、思凡、大还俗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后世小打小闹模仿“文化革命”,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第二部分 “托克维尔线”

    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

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则贡献了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也是话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

    反过来说,具有这等经历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

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看到,当下很多人最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终觉浅”,首先就是“隔”,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放到当下,离我们50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

    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那些对大革命史的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

    其实,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各种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