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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辛亥革命

2011-12-27 17:48:45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辛亥革命属于这样一类历史事件:从它爆发后的那一刻起,尾随的争论就从未平息过。当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原本就因人而异,但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百年之后仍能激起人们热烈的反应,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事件。

    这些争议中唯一共识是:人们都相信辛亥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至少,它标志着中国辞别两千年的帝制。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制度被推翻,不难想见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彼此矛盾极深,似乎既有进步又有后退,而人们的思想相去极远,用李大钊的话说,“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更复杂的是“新人”也受旧式教育,而“旧人”有时也有革新措施。因此无论社会事件还是人物面貌,都呈现出错综复杂和立体多面的形态,很难有一个截然的判断准则去衡量所有这一切。

    马国川在《告别皇帝的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一书中,访谈了十二位知名学者,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在坚信历史是线性发展、不断进步的周有光看来,革命不革命,主要判断标准就是它是否进步,而且要从“三千年”的大趋势看;而秉持宪政主义的高全喜则从法律的角度认为,“皇帝逊位”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相反,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份重要的宪政文件。这种争议,不难看出常常出自讨论者自身所秉持理念的差异,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判定和认知,在那些聚各种矛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身上,就尤其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立场相去有多远。在慈禧这个争议极大的人物身上,专家们的意见反差最大,可以摘要如下:

    朱维铮: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

    袁伟时: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

    许倬云: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

    他们对慈禧推动的晚清十年新政,评价也十分悬殊:许倬云认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时干脆说“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萧功秦则认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为咨议局、新军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实都是新政的产物。对慈禧评价甚低的袁伟时也认为新政“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从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到政治体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

    为什么即便是专家,对于同样的人物和同样的事件,竟会有如此相去甚远的评价?实际上不如这么说:往往在专家之间这种分歧才严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成体系的理论认识,往往反倒比普通人更易于产生不可弥合的争论。用一句或许显得和稀泥的话说,他们所谈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

    慈禧确实镇压过戊戌变法,这一点是很糟;她确实也没能预见到一些重大趋势;说她热衷权力、有权谋是事实,说她有魄力、做事果断也是事实。她本来就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典型的集各种时代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公平地说,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人人都像是在一艘浪峰波谷中剧烈颠簸的小船上,很少人能准确地预见到未来,指责政治人物没有远见、没做对符合“三千年历史大趋势”的事,那有点强人所难,任何人在那种环境下恐怕都不可能预见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当然那也不能靠预见,只能靠创造。

    如果只是拿着自己的观点去看历史事件,可以说,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历史来,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红楼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你以为自己的版本就是真相,但事实上或许只是“六经注我”,拿历史事件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而已。正如《道德经》也像是反射中国文化的镜子,许多人想从中看到中国文化的“真实影像”,但最终他们看到的其实是镜中的自己。宋元时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中就曾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如果你觉得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读法太多,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恐怕还会继续显示出更多的不同诠释版本。

    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恐怕最终还是要尽力回到当时那个场景中去。黄仁宇在他的著作中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英国历史学家艾诗立早年痛恨克伦威尔,著书力斥其非;但晚年却又另著一本新的传记,书名是《克伦威尔之伟大》。这固然与学者自身的阅历、认识的变迁有关,但关键之处也在于克伦威尔和所有处于历史剧变时刻的大人物一样,有其矛盾多面的特征,你甚至可以说它集善恶于一身、集新旧于一身,于是无论你想要什么,几乎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

    人们读历史,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历史真相”;或者说,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历史真相”,但其实只是为了论证自己所秉持理念的正确性,或通过把历史读出全新的意义,来为眼下的主张提供依据。中国人可能还不习惯这种“众声喧哗”的场景,而总认为历史有某个确定的、唯一的真相和意义,但那或许是不可能的。虽然书名是《告别皇帝的中国》,但书中诸多学者的主旨其实不仅在于“告别皇帝”,还有“告别革命”———不同立场的许多人都有一点共识:反思革命叙事的话语,把“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认定是辛亥革命的一个负面遗产,更反对暴力革命。

    辛亥革命为什么至今仍然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恩来曾说,要为两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辛亥革命才刚过去一百年,盖棺定论恐怕就更不必着急了。对国人来说,重要的是它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能呈现怎样不同的意义。

                                                                                                                                                                                                                         (作者:维舟,发表于《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