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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2011-12-27 13:40:46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徐中约著

◆ 本书卖点◆————————————————————————————————————
★经典力作本书自1970年面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
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
学术教科书。
★全新视角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教授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
中国历史的心得。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
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融汇中西本书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
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
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史观独特作者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突破学术界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时段划分。
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承启连结,以独特的论述方式,缕述上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 世纪,
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
★编排精心本书内容博大,论述精当,语言生动活泼,详细的地图和丰富的插图相结合,
并辅以详尽的索引,在方便读者对相关内容的搜索查阅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读者的阅读
兴趣。
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
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
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历经的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
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
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
《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
概论》(哈佛,1959)。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
“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译者简介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台湾,有《鸦片与近代中国》等
著作及译作数部。
计秋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有《欧洲的梦想与现实》
等著作及译作数部。

审校者简介
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太平天国研究专家。
钱乘旦,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英国皇家
历史学会通讯会士。

◆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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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
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
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
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
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
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
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
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
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
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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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扎实有价值……地图非常实用,图片珍贵,而每章后的参考书目对学生、
助教及从事研究的学者都有相当的助益……是教授中国历史科老师的重要参考书。
———《历史学:新书评》(History: Review of New Books)

本书是目前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好的一本通史———资料丰富且翔实,广泛吸收大量
的研究,写作清晰而深入。目前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越这本书的成就。
———《视角》( The Perspective)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
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 年首版的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I.C.Y.Hsü 这本书一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受全国各大学欢迎的著作……我想这本书
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地理、编年和各种各样的人名事件,而是试图对这段时期
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动机进行刻画……这是一本研究精当、写作精良,读来令人
愉悦的书。
———亚马逊网络书店读者评论

◆ 简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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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新的综合思考
参考书目
第一编传统制度的延续,1600—1800 年

第二章清帝国的兴盛
清朝的建立
努尔哈赤的崛起;满洲和清的含义;占领北京
南明抗清运动
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顺治朝,1644—1661 年;康熙朝,1662—1722 年
雍正朝,1723—1735 年;乾隆朝,1736—1795 年
参考书目

第三章政治和经济体制
政治结构
皇帝和贵族;中央政府机构;地方行政;农村基层控制
经济制度土地和税收制度;国家收支;人口参考书目

第四章社会和思想状况
中国社会家庭;宗族;社会分层;士绅;科举
思想潮流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清代中期的考证学
参考书目

第五章对外关系
西欧人的来临
探险家和商人;传教活动;耶稣会影响的衰落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俄罗斯的推进
穿越西伯利亚;早期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
《尼布楚条约》,1689 年;图理琛出使留居俄国的
土尔扈特部,1714 年;《恰克图条约》,1727 年;
托时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 年;
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参考书目

第六章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满清力量的衰落
行政无能;腐败普遍;满人和旗人堕落;
财政窘迫;人口压力;士人失责
会党起义
西方的推进与封贡体系
参考书目
第二编外患内乱,1800—1864 年

第七章广州贸易体系
单口贸易的缘起
广州贸易
行商;交易程序;征税与交费;交易项目
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
行为规则;司法权问题
英国改变广州体系的企图
马戛尔尼使团,1793 年;阿美士德使团,1816 年
参考书目

第八章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
1834 年的律劳卑使命
风暴前夕的平静
林则徐在广州
鸦片战争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参考书目

第九章第二次条约安排
耆英的新外交
与璞鼎查的交情;1844 年奏折;“广州入城问题”
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 年
亚罗战争
天津谈判;1858 年《天津条约》;上海税则商议
第二次协定
大沽的击退;北京协定;俄国的推进
参考书目

第十章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社会动荡的根源
社会经济因素;鸦片战争的影响;政治腐败;
武备松弛;自然灾害;客家人和基督教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太平天国的制度
土地制度;军政合一;文化和宗教的合一;新历法;
社会政策
外国的中立立场
曾国藩和湘军
天国内讧
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天国的崩溃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战略错误;意识形态冲突;领导集团的失误;
太平天国生活的自相矛盾;蹩脚的外交
太平天国革命的遗产
捻军叛乱和回民起义
参考书目
第三编外国帝国主义加剧时期的自强运动,1861—1895 年

第十一章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新领导人及辛酉政变
合作政策和外交现代化
总理衙门;通商大臣;同文馆;海关;国际法的引进
军事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
先驱者;恭亲王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各省自强运动的开始;守旧派的反对
自强运动的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自强运动的局限与影响
缺乏协调;眼界狭窄;资本匮乏;外国帝国主义;
技术落后和士风日下;社会和心理惰性
参考书目

第十二章对外关系与宫廷政治,1861—1880 年
对外事务
斌椿使团,1866 年;蒲安臣使团与修约,1868—1870 年;
天津教案,1870 年;觐见问题,1873 年;
马嘉理案,1875 年
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惩戒恭亲王;控制王位继承
参考书目

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
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 年
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 年
清代在新疆的统治与回民叛乱;海防与塞防之争;
崇厚出使和《里瓦几亚条约》,1879 年;
曾侯和《圣彼得堡条约》,1881 年
争夺安南的中法战争,1884—1885 年
法国的入侵;清流党的兴起;战争爆发;和平解决
参考书目

第十四章帝国主义加紧扩张:
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机”
朝鲜的开放
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1882 年兵变;1884 年暴动;东学党叛乱,1894 年
战争爆发
和平协定
清朝失败的原因
战争的反响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民族工业受到压制;日本的崛起;
中国的新政治运动
战后的对外关系
三国干涉;中俄秘约;割地狂潮;门户开放政策
参考书目
第四编改革与革命,1898—1912

第十五章1898 年的维新运动
早期维新派和传教士的影响
保守的改革者:翁同和张之洞
激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和梁启超
今文经学运动;康有为努力争取认同;康有为的崛起
百日维新
皇太后与政变
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维新派缺乏经验;慈禧的权势;保守派的反对
参考书目

第十六章义和团事件,1900 年
义和团事件的背景
对基督教的憎恶;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怒火;
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自然灾害
拳民的缘起
朝廷庇护拳民
东南互保媾和
俄国占领满洲义和团事件的影响
参考书目

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清末新政,1901—1905 年
立宪运动,1905—1911 年
参考书目

第十八章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重点讨论1895—1911 年
思想的再定位
传统思想的变质;新学;日文译著
社会的变化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瓦解;新兴阶层;城市的成长
经济困境
预算赤字;贸易失衡;外国投资及其控制作用;帝国主义的两面性
参考书目

第十九章历史透视野下的清王朝
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内忧外乱与资本不足外国的作用
参考书目

第二十章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清朝的衰败;人民起义的传统;外国的影响;
政治变革的必要;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
孙中山与革命
檀香山与香港的影响;兴中会,1895 年;伦敦蒙难;
艰难时期,1896—1900 年;同盟会成立,1905 年
共和国的兴起
铁路国有化;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历史意义
袁世凯背叛共和
二次革命;袁的帝制之梦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 年
清帝复辟,1917 年;军阀混战
参考书目
第五编觉醒与排外,1917—1945 年

第二十一章思想革命,1917—1923 年
背景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陈独秀与《新青年》;蔡元培和北大;胡适及其贡献
五四运动,1919 年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外来访客;问题和“主义”;到东方去!到西方去!
结论
参考书目

第二十二章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 年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 年
北伐与国共分裂
民族主义外交
华盛顿会议;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南京国民政府
参考书目

第二十三章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 年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共产党的挑战
共产国际的政策;毛泽东的自行其是;国民党的围剿;
长征和遵议会议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金融改革:关税自主;收回外国租界;交通;工业发展;
教育;新生活运动;文学界;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
参考书目

第二十四章中日战争,1937—1945 年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1932 年的“五·一五政变”;1936 年的“二·二六政变”;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不宣而战,1937 年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国共合作及其摩擦
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生产自给运动;外国观察家;迪克西使团
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1943 年的开罗会议;史迪威危机;赫尔利的调停,
1944—1945 年;1945 年的雅尔达会议;
战争的后果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国民党的衰竭;经济灾难;心理的疲惫
参考书目
第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

第二十五章内战,1945—1949 年
毛泽东在重庆
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马歇尔使华
内战
美国的作用
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参考书目

第二十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政治组织
政府结构;政党;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经济发展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发展;“大跃进”和公社
社会主义新人
对外关系
参考书目

第二十七章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中美缓和
美国政策的变迁;新均势;中国的动机;尼克孙在北京;
《上海公报》;和解的成就
中日恢复邦交
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田中角荣在北京
参考书目

第二十八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构想
农业改革
工业改革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对外开放政策
中日贸易;中美贸易
未来发展前景
参考书目

第二十九章中国的崛起
香港回归
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权交接仪式;回归后的香港
中美关系
“中国威胁”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日安全条约》;佩里的作用;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参考书目

◆ 正文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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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本书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誉教授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所著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译就。本书英文版是欧美学界公认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经典之作,繁
体中文版在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也广为流传。徐中约教授生于中国,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
留学,1954 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史学界取得了杰出成就。本书经作
者多次修订,于2000 年推出第6 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1 年推出中文繁体版。经牛
津大学出版社授权,由本公司推出中文简体版。

本书自康乾开篇,下迄21 世纪,内容考究严谨,语言幽默灵动,南京大学历史系计秋
枫、朱庆葆两位教授的译文精湛到位,经茅家琦、钱乘旦两位史学大家悉心审校,并由徐中
约教授本人亲自审订,已在最大程度上为中文读者扫除了阅读障碍。

作者浸淫西方学术多年,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及批评标准与我们不尽相同。
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我们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其不妥之处还请
读者见谅。

我们深知,同为炎黄子孙,徐中约教授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与我们是毫无二致的。
本书浩浩六十万言,跨越中国四百年历史,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机构名称,若有漏误,
烦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及时更正。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原著者中文版序

纵观四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
程中,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
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
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
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
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21
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
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信息等三方面革命,到21 世纪30 年代至50 年代,此三大
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近代史错综复杂,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徐中约
美国加州大学
2001 年1 月15 日

繁体版序

19、20 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巨变。历史大流,变幻莫测,惊涛拍岸叫人寒
心。中华民族猛然醒觉,愤而寻找重生的道途。

文明起落,文化兴废,民族强弱,自有缘由。文明的接触,文化的冲突,以至民族角力
的成败得失,更视乎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
史定位。对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源起,
实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
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在英语世界出现这本兼具中西
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
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
后的文化观点。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初版在1970 年问世, 次年获得美国加州之“ 共和奖”
(Commonwealth Prize)。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 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 年起,此
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洲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1978年牛津
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著为其中之一。

1998 年徐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期间开始构思把这本英文
巨著译成中文,使华文世界读者亲炙书中的见解。笔者70 年代中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已开始拜读徐教授的学术著作,包括翻译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中国
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 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的中俄外交
研究》(牛津,1965)。徐教授任教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在1971年,由几百位教授组成
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
术荣誉。笔者在柏克莱分校早已仰慕徐教授的学术成就,深知华人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突出不
易,而徐教授获此殊荣,实是华人人文学者在史学界突围而出的盛举。

2001 年,徐教授访问本校期间商议出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中译本成功面世,
华语世界终于可以拜读这本影响欧美史学界多年的开山之作,可算是新纪元华文史学界一件
盛事。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兼文学院院长
2001 年2 月

第六版序(英文版)

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拿破仑

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西方已经将这个新的世界强行推到了中国的面前。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的
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
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 年间的自强运动、1898 年的百
日维新、1912 年的共和革命、1919 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 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直
至在1949 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兴盛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在步
入21 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
年)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1998 年6 月17 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位前高级
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
这三位前总统是老布什、吉米·卡特和杰拉德·福特。其他人包括前国务卿詹姆斯·A·贝
克、沃伦·克里斯托佛、劳伦斯·S·英格尔伯格、小亚历山大·M·海格、亨利·基辛格、
威廉·P·罗杰斯、乔治·P·舒尔茨以及塞勒斯·范斯;财政部长W·麦克尔·布鲁门索、
尼克拉斯·F·布莱迪、G·威廉·米勒、唐纳德·T·里极以及威廉·E·西蒙;国防部长
哈罗德·布朗、弗兰克·C·卡鲁奇、迪克·切尼、威廉·J·佩里、埃里奥特·L·理查德
森、詹姆斯·施勒辛格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安东尼·雷克、罗
伯特·C·麦克法伦、柯伦·L·鲍威尔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1998。中国在新的世纪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正如美国与苏
联的关系制约了此前的半个世纪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制约未来的半个世纪。Richard
Hass,“Fatal Distraction: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fall,1997

在古代,中华文明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明则在西方繁荣
发展。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
同,两者没有碰撞。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将立即影响到其他
国家。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
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
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
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
贤明的治国之道。

在准备本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费尔茨(Edward C. Fields)的帮助,他在加
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第一版序(英文版)

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同时也汲取了过
去三十年里西方和日本的丰硕学术成果。我们在此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其
间,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将一个儒家普世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性质的转变非
常艰难、缓慢,有时还痛苦万分;对这个过程作内在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的行为
举措。

本书体现了本人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得。本人在哈佛大学研习历史时得益
于许多位教授的教诲,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费正清、杨联陞、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兰格(William L Langer)和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诸公。本人要感谢哈佛燕京
学社所提供的四年奖学金,使本人得以在令人鼓舞的环境中进行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本人
还要感谢无数位作者,他们的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本人撰写本书。要在这里一一枚举他们
是不可能的,但本人想提几个对本书帮助最大的学者和研究中心。萧一山的巨著《清代通史》
在1927—1928 年首版时是两卷本,1963 年扩展成了五卷本,该书真是一座资料宝库,为本
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费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灵感之源,而且,在他多闻博识的指
导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种专著,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东京东洋文库和中国大陆历史学会出版的一系列著作,
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有所助益。本人要特别感谢印地安那大学教授邓嗣禹博士,他对本书文
稿的真知灼见,令本人得以作了许多更正和改善。本人也要感谢过去十年里的许多学生,他
们的启发性提问使本人不断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并时常开拓了新的探讨空间。还要感谢克拉
德尼克夫人(Alice Kladnik)为本书手稿打字;李恩涵先生则为本书准备了索引。最后,本人
要特别感谢内子杜乐思(Dolores)博士,要不是她不断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和挚爱的陪伴,
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尽管本人得到了所有这些帮助和启发,本书的任何错误都只应由本人一人来承担。在将
书稿付梓之际,本人企盼本书能推动其他学者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诚如中国的一句老话:
“抛砖引玉”。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1970 年元旦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
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
国孤立于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
形出现了。在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
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译者据英文Russian 一词翻译,后文相同。
据历史记载,15 世纪末至16 世纪初形成俄罗斯统一国家。1721 年称俄罗斯帝国。1917 年
十月革命后诞生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 年底成立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简称苏联。也在17 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
达满洲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
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
19 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
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满清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
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
然相异的特征。

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
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即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
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
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己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
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listic raci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
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
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1.1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 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 世纪中叶才
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16 世纪还
是19 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
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
—1842 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
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
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
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修订本(台
北,1962 年);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1961 年);李方晨:《中国近代史》(台北,
1960 年)。(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
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 年)清(1644—1911 年)两代交替时
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
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
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 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
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
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 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
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 世纪西方的
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 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
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
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
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
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
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
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
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
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16、17 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
为19 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
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 世纪外
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
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 年到1800 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
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
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
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
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 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
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
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16 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
为什么到19 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19 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
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
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入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
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
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
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
前202—公元220 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
“大秦”。公元73 年到公元102 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节
甘英。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
而在公元120 年和公元166 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 年),
景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 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
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 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
和尼科罗·波罗(Niccolo Pol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还有许多
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 年),由郑和率领的
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15 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
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
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
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
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
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
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
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
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2“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
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
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
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
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
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
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
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67 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
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 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
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 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

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
二大的王朝。在19 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府官职,从而使满—汉二元体制
扩展为一种“满—汉—夷”的混合体制(synarchy)。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政策措施,都
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它们强烈地影响并引导1644—1911 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生活
的主流。在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到
了1949 年以后的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
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政府的这些重要政策,在引导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方面,显然发
挥了主要的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持续关注。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更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
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
地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有许多汉人加入了满清政府或默认了清廷的统
治,但有很多人却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个异族王朝的铁定事实,持续地激发
了汉人以秘密会社活动、民族或种族起义,以及革命等方式进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绪伴随
着一种恢复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郑成功及其子在台湾的抵抗和
三藩之乱都表明了这一点。当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后,“反清复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诸如天地
会和白莲教等秘密会社中间得到流传滋长,并伺机而动。当乾隆朝(1736—1795 年)末期
中央政府的警惕松懈之际,1796 年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并持续到1804 年,这绝非偶然的
巧合。在白莲教起义平息后,民族或种族反抗再次归于沉寂,一直到1850—1864 年太平天
国时期才又一次复兴。不过太平军只保存了上述口号中的“反清”部分,却抛弃了恢复明朝
的思想,因为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1864 年太平军失败后,民族或种族革命再
度转为秘密会社的活动,并激发了孙中山等一批后来革命家的斗志。到孙中山一辈投身革命
之时,革命抱负已大大扩展,包括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复仇意识。随着1912 年满清王朝
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标已达到了,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欧洲
殖民列强在20 世纪头20 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30 年代和40 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
是日本;50 年代后期起则是苏联。

由此看到,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
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这种动力经久持续,一位著名
的史学家带点夸张地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
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
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
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
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
之路。李鸿章称这种努力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
抉择,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
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
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
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 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前
瞻的清廷大员如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
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
长技以制夷”,在60 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
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35
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
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
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
有多少东西可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
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
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
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
一体的混合政体。这场运动的精神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僚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 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
他认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
解决问题。他接过了民族或种族革命的火炬,倡导推翻满清统治。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
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
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900 年那场令朝廷丢尽脸面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越来
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事业,孙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种“犯上作乱者”一变而为爱国志
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

尽管中国告别了过时的政治体制,往昔的阴影却继续沉重地支配着社会习俗和思想生
活。政府改头换面了,但它的精神实质还与过去一样;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恢复帝制的妄
想和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皆是。民国的创立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和平与秩序,于是中国的知
识分子逐渐相信,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社会。那些在
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的人——如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在20 世纪初期回国后,发
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和一场思想革命,到1919 年“五四运动”时形成了顶峰。这个时
代的精神风尚是反对传统主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完全西化、“科学”和“民主”。在这个意识
形态沸沸扬扬的时期涌现出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渐进手段推行社会
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他的弟子胡适介绍过来;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在布
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

从19 世纪初对西方的轻蔑排斥到20 世纪20 年代对西方的崇拜,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
的道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个变化的顺序:“首先是影响器物的
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自强运
动、1898 年的维新变法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要点。” 有人将
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看作第四个阶段——“现代”中国,但是一般都不把这个时期与“近代”
中国割裂开来。

现代中国的主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1 年,正值围绕
五四运动展开的那场思想革命之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1923 年开始与国民党合
作。孙中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强烈影响,期望苏联帮助他重组政党和军队,也迫切要
求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然而,1925 年他的逝世注定了国共联盟的不幸结局,至1927 年两党
便发生了公开的分裂。随着1928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国民党的军事统帅蒋介石便崛起
成为新的铁腕人物。

国共分裂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对朱毛部属展开了五次
“围剿”,1934 年后期开始,中共军队进行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在
那里再次站稳了脚跟。1937 年日本发动侵略之际,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又组成
了联合阵线。1945 年抗日战争一结束,内战便很快爆发了。国民党受到通货膨胀失控之威
胁,且背着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古老难题和沉重包袱,还备受党内派系倾轧的困扰,因此,
尽管国民党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并有美援作支撑,却还是丢失了大陆,跑到了台湾。毛泽东
在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现了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阶段: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
排斥到1861—1895 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 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
1923 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虽然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
发展,但总的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却是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
与上述重大的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19 世纪下半叶
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发展起来,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
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
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着特征。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1905 年废除科举之后,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
开始黯然失色。传统社会结构的四个层次——士、农、工、商——也随着两类人的兴起而瓦
解了。这两类人是买办和军阀,他们代表着新的财富和新的权力。此外,个人主义、自由和
男女平等等西方观念的传入,也侵蚀了儒家“三纲”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观念。“三纲”
指约束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的规范。“五常”则还包括了另两类规范,即有关兄弟之
间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个人起来坚持自己作为国家的成员而非作为家族的成员之地位时,
宗族社会便瓦解了。社会变革的节奏在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大大加快了,而所有变革
中最激烈的变化,也许是农民从一种惰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积极型的国家成员。

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
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
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
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
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
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

1 3 新的综合思考
我建议在开始研究近代中国时,应对1600—1800 年间“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作一考察,
这一考察是探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前提。这一方法明显不同于以往人们已尝试过的
几种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于开拓性的西方学者,偏重于就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一般性
著述,而且他们几乎纯粹依据西方资料,完全忽略或是轻描淡写地对待中国的内部状况。在
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则将着重点从通史性论著转向了专题性研究,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当
作一个考察的主题。这段时期的著述,力图从中国一方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并在参考西方资
料的同时,大量运用中文资料。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近
代中国的知识。最近,一些人又尝试着探究独立于西方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之基本
因素,或是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变化,所有这些研究都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一直以巨大的热情从事近代中国的研究,这显然是响应毛泽
东关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给予特别重视的号召。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性质转
变的立场来进行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分期问题上,虽然还未达成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
大多数大陆学者中间似乎已取得了某些暂时的共识:(1)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民起义时期,
1840—1864 年;(2)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义形成时期,1864—1895 年;(3)民族危机加深
和爱国主义运动兴起时期,1895—1905 年;(4)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失败时期,1905—1919
年。中国近代史的这四个时期据称构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
年到1949 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化,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这个领
域迎头赶上,这种情形使人感到,近代中国研究这个相当年轻的领域正日趋成熟。在过去的
三十年里,通过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种新方法,以及参阅多方档案资料和跨学科研
究等手段,几个主要语种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研究著作。丰富
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动着一幅全方位历史画面的呈现,这幅画面将兼收并
蓄地吸收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学术成就的精华,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编
写中国近代史应做到既反映中国学界的见解,也反映外国学者能够从外部进行观察而得出的
那种客观性——鉴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密切,这种做法即使并非绝对必要,也至少是大合时
宜的。这样的综合可望对近代中国获得一种准确的历史透视。

第一编传统制度的延续
1600-1800 年

第二章清帝国的兴盛
……
“满洲”一词的起源颇有趣味。按乾隆皇帝的说法,“满洲”是汉语对满语“满珠”的
讹译,而“满珠”是女真国家一开始就用的古老名称。另一种解释是,“满洲”源自一个发
音相似的佛教词语“曼珠”,其意是“妙吉祥”,该词出现在藏传佛教典籍中,而这些典籍传
到了女真诸部。第四种解释颇有点神秘:称“满洲”源自努尔哈赤尊号“满柱”的第一个字
和“建州”的第二个字“州”加上三点水偏旁形成的“洲”。这些词——“满洲”和“清”
——都包含三点水偏旁,是根据阴阳五行原理精心设计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而其
帝室所姓的“朱”则是“红色”的意思。“光”和“红”的形象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
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金”字必须改掉。而新创的“满洲”和“清”等含三点水
偏旁的词,则可预示将来水扑灭“明朝”之火的吉兆。

政治经历也提供了另一个改变王朝名称的动机。努尔哈赤在1616 年首先采用“金”的
称号,以图唤起女真诸部的怀旧意识,激励他们去创建一个像12 世纪时的“金”那样的新
帝国。到17 世纪30 年代皇太极当政时,这种情感召唤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汉人已前
来加入他的政权,新政权的目标是推翻明王朝,这就需要赢得汉人的支持,避免触犯他们敏
感的神经。以“金”为王朝名无助于这个目标,因为汉人见到“金”便会联想到古金国烧杀
抢掠的历史。为了剔除这种遭人厌恶的内涵,皇太极改“金”为“清”,其意是“纯洁”。这
两个字发音相近,但意思迥然相异。此外,“清”的发音更像是汉字,因而更容易被汉人接
受。
……
雍正经常被人指责过分独裁专制,尤其是大兴文字狱。有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案牵涉了吕
留良,他被告发写了一部排满书籍,宣扬华夷(即满人)畛域之异。吕留良被处以“凌迟”
极刑,其子及诸弟子均斩首。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写了一篇议论,《大义觉迷录》。为满清在中
国的统治作辩护,并警告汉人鼓动种族悖乱将造成的危险。

如果康熙朝的特点是宽容、宽厚和宽松的话,那么雍正朝的特点便是严控、严惩和高效。
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反映在他宠信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的作风上,鄂尔泰以其固执、专
横而著称。诚然,雍正帝本人也宣称宽严相济是善政之要;但他的意思并非是宽严调和而趋
于适中,相反,他的意思是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二者调和并无好处,
总要宽严适“宜”。

雍正可以被确切地看作是崇尚“法治”的政治家,在他的统治下,君主专制达到了极致,
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到他手里。他的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残酷、独裁和专断——恰与康熙朝截
然相反;但这种相反显然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他们之后满清统治的辉煌可以继续下去。
……
乾隆自视为文学的最高庇护人。他遵康熙之制开博学鸿词特科,并遍邀名儒隐逸参政。
他本人在艺文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虽然自诩写了43,000 首诗词——如果撇开真伪不谈,
确是相当多产。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是由他手下的汉人学士帮忙写成的。此外,乾隆喜欢
在古迹精品书画上赋诗题词或加盖印玺,这个嗜好颇让人对他的品味提出疑问。当他在一幅
卷轴上挤上54 条题词、在另一幅上盖上13 个印章时,他并不顾忌艺术界对此的反应。但无
论如何,乾隆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收藏了许多绘画、书法、瓷器和景泰蓝精品。他
的御窑烧出一些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和景泰蓝,其造型图案时时显露出受到欧洲风格的影
响,因为有许多传教士向中国的宫廷艺术家传授了西洋绘画,并以这些成就取悦乾隆皇帝。
比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1747 年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朗世宁(G Castiglione)
则在北京城西北约五英里处的圆明园设计了一些意大利式样的建筑。

乾隆发起的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全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
子、集四部分类。光是为这部大型文库编印的《总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汇
集了对10,230 本图书所作的简要评论。《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套,分藏于全国各处。
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发起各种文字图书工程是受到政治动机的推动;这些工程提供了对
所有书写成文的东西进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针对满洲人的煽动性资料的途径。假如发现有疑问
和异端的观点,便进行压制,至于作者将被记录在案。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
年间,共发生了24 次焚毁“禁书”的事件,所毁图书达538 种共13,862 册。许多人认为
乾隆的毁书是继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浩劫。确实,在乾隆朝时期,皇帝对学
术的控制导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狱。
……
但就在这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
力减退,与王朝衰败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在65 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 岁、英俊潇洒的御前
侍卫和珅(1750—1799 年)。一年之内,和珅被擢升为户部侍郎,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
一个月后更荣升内务府大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担任的。1777
年,年仅27 岁的和珅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内跑马的少有特权,这一殊荣一般是赐予那些年
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他又执掌户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国的岁收,并能够将心
腹亲信安插到一些要职和肥缺。1790 年,和珅的儿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进一步加强了
他对年迈皇帝的影响力。因为有皇帝的恩宠作后盾,和珅享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公开收
受贿赂,大肆侵吞钱财。他在官场上的僚属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带兵的同僚则毫无必要地
拖延战事,以便从不断追加的军饷中大捞好处。

乾隆朝的最后年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他在当朝六十年后于1795 年逊位,但他仍以太
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一直到1799 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珅。从1775 年得
乾隆青睐到1799 年去世,和珅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查抄
的家产总值达8 亿两——大致相当于15 亿美元。

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
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
职。汉军绿营兵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
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
耗费2,000 万两,而往东、西、北各方所作的其他诸次巡游,究竟花费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
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 亿两的代价,而其时的平均岁入只有4,000 万两左右。这些
巨额的开支和追求奢华的普遍风气,给日后的政府机制运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困难。

这样,在乾隆朝行将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
在表面,但在这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开始加强
了打开中国贸易和外交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第三章政治和经济体制

3 1 政治结构
4142 虽然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但却接受了传统的儒家秩序,并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
场与满人共事,形成了一种在王权政治之内的二元种族体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种专制体制,
不存在任何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无论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皇帝都是绝对的统治
者。皇帝在统治国家时不设宰相一职,真可称得上“朕即国家”!这种高度的集权,对皇帝
提出了比对帝国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高的要求。康熙这样评论说:“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
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清朝的专制
主义无疑从明朝继承而来,大多数体制和做法也是如此,只是在适应一些特殊的场合和需要
时,才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
内阁在康熙朝时期失去了一些权力,其时康熙帝逐渐信用南书房的侍臣为他票拟谕旨和
敕令。到1729 年,内阁又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即军机处的成立。这个新机构取代了内阁成
为皇帝最亲近谋臣的角色,而且抢夺了它最初的大部分职能,仅留下一些日常事务让它处置。
此后大学士就演变成封赏给一些元勋文臣的尊贵虚衔,他们不再需要处理庶务了。

近年来学者们对军机处的起源做了深入探讨,尽管仍有一些意见分歧,但似乎都已认可
一条,即它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几年的逐渐演化。早在1726 年,为准备对西
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就作出了成立军机处的决定。次年,怡亲王(胤
祥,是雍正帝亲信的弟弟)、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和蒋廷锡被秘密委派负责军务及其他相关事
务。由于所掌事务的机密性,他们的任命过了两年多才发布。这样,1729 年便往往被看作
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虽然正式的官玺直到1732 年才启用。最近,一项新的研究有力地表
明1730 年是军机处建立的较恰当年份。这些年份都是有严谨的研究作依据的,它们的存在
表明了这样一点,即根据各人观点的不同,1726 年、1727 年、1729 年、1730 年或1732 年
中的任何一年,都可算作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这种模糊性引导出以下的结论:军机处经过
了好几年非正式的逐步演化,在雍正朝(1723—1735 年)中期、正式的衙门尚未开设之前,
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就已经在行使职权了。
……
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和谋士,军机大臣至少每天与皇帝见一次面,就军务、边防、度支、
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也会推荐政策方略、提出官吏任免的意见,参与重
要的案件审理,执行君王的特殊使命,有时还操办殿试事宜。军机大臣还要为主子阅读、呈
递并保存奏折和军务档案,准备敕令和廷寄,充当君王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时的心腹顾问。
不管皇帝去哪里,他们都要跟随,哪怕是去休养、狩猎或巡游——在这些境况下,他们通常
会在晚膳后得皇上召见。虽然他们权势显赫,但却像内阁大学士一样无权向六部或外省直接
发号施令,这样的权力只属于皇帝。由于他们的位置很敏感,因此,禁止与外省督抚保持私
下联络。原则上,亲王和御前大臣是不得进军机处的,以免他们权势过重。但由于1853 年
恭亲王获委命为军机大臣,这条原则就被推翻了;嗣后直至清朝灭亡,列位领班大臣均是满
族亲王。
军机大臣一般都有兼职,因为他们除了领取原有官职的俸禄外,不再有任何薪俸,所以
军机处的开支一年只有区区10,500—11,000 两。
……
兵部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即控制了官方的通讯联络。该部豢养马匹,供应遍布全国
各处的驿站官员使用;驿卒在京城和各省之间往返传送文书。外省军政大员获发给一定数量
的“邮符”,作为动用驿卒之用。根据传送文书的重要性,规定驿卒不同的传递速度。最快
速度一般是每天骑马行600 里,然而有时也要求驿卒每天骑马行800 里。其他的速度从一天
300 到500 里不等;日常的通讯则由步行的驿卒传送,一天走100 里。这样,一份寻常的公
文从南京到北京(2,300 里或766 英里)就需传递23 天,从广州到北京就需56 天。
……
清朝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设翰林院。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学方面;它的两个
掌院学士(一满一汉)给皇帝讲解经籍或推荐学者来讲经。掌院学士为皇帝准备敕令及为在
“经筵”上所作的“御论”准备草稿,而在祭孔典礼上则充当司仪。他们的助手包括六名侍
读学士、六名侍讲学士、六名侍读和六名侍讲,均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充任,此外还有
一些修撰和编修。

翰林院拥有一座非常宏大的图书馆,收藏有御书房每本图书的复本,并保存大量的奏折
和档案。翰林院内的国史馆为每一个皇帝编撰一部实录,但它只在当朝皇帝驾崩后才公开。
国史馆还收集资料,为撰写皇帝、皇后、贵族、官吏和学者的传记准备素材;但它从不将清
朝本身的历史写出来,因为那是下一个朝代的任务。
翰林院的翰林只能由会试中登第的进士担任。翰林院是年轻才子的储才机构。在三年任
期内,翰林可望擢补实缺并在官场上步步升迁;翰林在十年中骤升至最高官位的事例是屡见
不鲜的。
……
第四章社会和思想状况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热切关心的一个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它
的性质乃是农民遭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反动的满洲统治者多重剥削的制度;他们将清代社会
斥为封建官僚的社会。其他一些学者强调士绅阶层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一种更晚近的观
点则鉴定中国社会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原型,其特点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有力政府,通
过控制大型的公共工程使农民大众就范,这些公共工程包括修整道路、沿边界线筑起防御性
城墙、庞大的水利工程系统,农民需要利用这些水利工程系统来灌溉、防洪、排涝和疏流。
以上这三种观点——封建官僚制度、以士绅阶层为基础的精英统治和“东方专制主义”
——乍一看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对立,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只是强调中国社会的
一个重要方面,却并不排除另外两方面:满清国家的确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官场之内的官
僚和官场之外的士绅,主宰着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同样,农民向政府交纳了最大部分的赋
税、向地主交纳了最高的地租和向高利贷者交纳了最不可思议的利息。每一种说法,都勾勒
出一个特征,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就给我们提供了中国社会的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
中国社会是高度分层的社会。在诸多划分社会阶层的尺度中,一个很常用的尺度是将约
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与另外20%的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些其他人居住在城镇中,代表了一
个由士人、缙绅、官吏、离土地主、工匠、商贩、行伍人等组成的混合阶层。另一种遵循儒
家信条的划分方法,是根据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不同,划分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哲
人孟子曾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劳心者都是官僚统
治集团的成员:在清代110 万有科举功名的人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占据着2 7 万个
官职。严格来说,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地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两极结构,而
总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大“功能性等级”共存共处的多级体系。在这四个等级之上是
政府官僚,在他们之下则是“不入流的”或“遭贬黜的”贱民,这些人传统上包括卖唱人、
吹鼓手、耍乐人、乞丐、船户、戏子、世仆、伴当及一些在官府中做低贱差役的人。其人
数不足总人口的1%,在雍正皇帝(1723—1735 年)正式下谕将他们开脱除籍之前,这些人
被剥夺了普通人所享有的权利。

尽管中国社会有阶层划分,但却没有种姓制度,因此仍是公平的社会。贱民的三代子孙
固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除他们之外,发迹的阶梯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无论其家庭、出
身和宗教信仰如何。事实上,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流动性:权势之家或名门
望族可能会因子孙不肖而败落,而出身低微者则会因在科举中登第并获授官职而发达。最关
键的是,如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个人的声誉就得到社会的承认。
……
特权和功能士绅——即那些中举的士子——在社会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享有许多无可
匹敌的特权。比如,只有他们才能出席官府在孔庙举办的祭祀仪式,而且通常由他们主持宗
族里的祭祖礼仪。士绅在穿着打扮上就不同于常人,他们穿镶蓝边的黑袍,用诸如毛皮、锦
缎和刺绣等华美的饰物来扮点靴子和腰带,而常人不管多有钱都是不准享用这些特权的。生
员在冠帽上别一枚纯银簪;举人或进士则戴纯金簪。这些人分别是考中了童试、乡试和会试
的士子,根据中考级别的不同被归为“低”绅或“高”绅。科举和功名将在下一节中较详细
地论述。当一名进士擢升到高级官位时,他的金簪将会添上花纹,并上镶宝石、中嵌珍珠,
锦袍上还将绣上九龙图案。

士绅得到保护,可免受普通人的侵犯,也不受官吏的纠缠。一个百姓侮辱士绅所受的惩
罚,将比他同样侮辱另一个百姓所受到的惩罚要重。此外,庶民不得在诉讼中涉及士绅作证。
如果一名士绅自己卷进这种诉讼,是毋须亲自到公堂露面而只须派一仆人代替。要是属于这
个上等阶层的一名成员作科犯案的话,将会产生棘手的问题,因为其士绅的头衔可使他免受
地方长官的处置。如要告发此人的话,首先应褫夺他的士绅头衔。但知县无权这样做,因为
士绅是与他平起平坐的。褫夺绅衔只能由学政来担当,而知县在判处任何惩罚前,必须商之
于学政,违反这条规矩可能招来对知县的弹劾。
……
第五章对外关系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际,西欧人开始到达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人也穿越西伯利
亚进至满洲边境,然而两者毫无关联。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的碰撞,中国与外部
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总的来说,在华外国商人大多是些追逐盈利的冒险家和一些没什么文化的粗人,他们的
表现很不体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举止,加强了中国人把外国人看作是化外蛮夷的观念。
中国虽然不欢迎他们,但仍然容忍下来,主要是想利用他们来作为皇帝以德怀远的一个标志。
自高自大而又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不承认对外来产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几小块地方的
外国商人,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影响较大的反而是那些传教士,
尤其是耶稣会士。
……
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 年定居到广东肇庆。为准备开展有效的传道工作,他们改穿中
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不过,应该指出的是,
他们反对宋代理学,认为这是一套搀杂虚假的哲学形式,歪曲了孔夫子的教导。他们首要的
目的不是争取信徒,而是为基督教(Christian)争取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接受的地位。他们
不去强求使每年受洗人数翻几番之类含糊不确的统计性成就,而是致力于通过广泛的情感接
触来传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观念。凭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识,以及在天文、算术、地理和
其他科学领域的造诣,他们结交了一些较为开明的中国士大夫。中国人对诸如钟表和天文仪
之类的欧式机械、透视绘画技巧及欧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玛窦得悉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
于是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但不经意地把美洲画在了左面,欧洲在中间而亚洲在右面。这是
一个失误,因为它挑战了中国乃中央之国的观念。自然地,这幅地图没有马上赢得认同。幸
运的是,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玛窦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非像中国人仍坚信的是方
的——于是修改了地图,把中国放在中间。最终这幅地图获得了中国人的高度称赞,并在中
国广为流传,也为传教士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利玛窦的策略是进行和平渗透,采取文化接纳姿态,并避免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怀疑发生
无谓的冲突——他旨在通过这些手段,赢得一些优秀的基督徒,而非做一些无所实效的洗礼
仪式。按他的现实主义思路,他认为上帝的恩惠并不是在真空中施舍,而是要借助于人类的
活动。因而,他奉承宫中太监的行为也就无所不妥的了,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基督教的事业。
通过这条门路,利玛窦迅速在北京显赫的士大夫中赢得了朋友和仰慕者,其中有一些达官贵
人,包括至少一位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一位吏部尚书李泰载。和一位礼部尚书。冯琦。最
著名的皈依者自然是工部司事李之藻〔取教名为利奥(Leo)〕(卒于1630 年)和翰林院学土
徐光启〔取教名为保禄(Paul)〕(1562—1633 年),徐光启后来擢升至内阁大学士。
……
用汉语表达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是争吵的一个主要焦点。利玛窦选择汉语中一些最相近的
词汇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译西方的术语。例如,拉丁词“gratia”就不是音译成
“格拉基亚”,而是翻译成“天恩”或“圣恩”。他把汉语中“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中“God”
的概念;这样,“天主”或“上帝”就等于“God”或“Lord”,“天使”等于“angel”,而“灵
魂”就等于“Soul”。这里应附带说一下,这种方法即便是在他自己的修道会中也遇到了一
些反对:少数几个耶稣会士,如龙华民(Longobardo)等人,也宁愿用拉丁Deus 的音译来
表示上帝。

有关礼俗问题的争论则更为尖锐,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认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礼俗是表
达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许在屋子里摆放一块写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围摆一些鲜
花、香烛和香炉。他们认为,中国人并不假设他们的祖先附身在这些牌位上;并承认祭祖礼
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个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礼节行为而已,其中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同样,
利玛窦认为焚香也只是一种不带宗教含义的社会习俗。其他修道会的许多传教士认为,在祖
宗牌位和新亡者灵柩前磕头是一种崇拜举动,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稣会士则将之解
释为一种尊重礼仪和表示礼貌的标志,旨在劝慰悲痛者并显示哀伤,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他
们觉得儿女向父母磕头或臣子向皇帝磕头的举动,不含任何宗教或渎神的东西;耶稣会士自
己在接受御赐赏品或听宣圣旨时也行磕头礼。他们也容忍为表达对孔子这位万世师表的习惯
性尊敬,在授予“秀才”头衔时举行简洁的祭孔仪式。但是,耶稣会士也划了一条不得逾越
的界限: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参加郑重其事的祭孔典礼,因为在这种场合会举行牲祭仪式。
举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仪式是可以的,但须有条件,即不得烧化纸钱,不得向死者祷告或
祈求,也不得表达死者的灵魂会因摄取供品而受益一类的意念。

耶稣会士之所以形成这些决议,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士子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礼
规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组成部分。禁绝礼俗将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并将导致和平渗透的
策略失灵,基督教将不会成为在中国社会内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会与中国的生活方式
相敌对。于是,1656 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稣会士所规定的条件下履行礼俗。

然而,礼俗问题并未归于沉寂,而且继续困扰着欧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并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一些最主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围绕这个论题出版了262 部著作,
另外还有一百来部书没有出版。1704 年,教皇改变教会的立场,取缔礼俗,禁止用“天”
或“上帝”来表示“God”,但赞同使用“天主”一词。

第六章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
当乾隆皇帝于1795 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颠峰,衰败的种子早已播下。乾
隆的第十五子成为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确实,嘉庆朝二十五年的统
治备受严重的行政、军事和道德难题的困扰,很清楚地表明了朝代的衰落。

行政无能满洲宫廷对汉族官员所怀的疑虑及由此采取的相互钳制政策,损害了行政效
率。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评价这种负面效应时说:“官员们难得有机会提出积极主动的
独立见解,或通过行使适当的权力来完满地履行职责。相反,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
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现任何疏忽或过
失都可能招来惩罚。最终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
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这种评价恰
如其分。康熙在1711 年亲自给一位巡抚下达的一段旨意,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下太平无
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因此,官
场中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
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
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
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
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权,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
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
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船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
朝再未有过伟大的皇帝。
……
“哥老会”产生于乾隆朝(1736—1795 年)时期,在吸收会众方面,它比天地会稍有
选择,除了不让剃头匠、戏子、轿夫和“身世不明”之人入会之外,它接纳所有有志于反清
复明的人。其首领“龙头”对会众有绝对的权威,而会众相互间结成兄弟,并立誓要相互扶
济,一有可能即组织起义。

“白莲教”是一个历史悠久得多的团体,作为一个半宗教性的组织,它首创于1250 年
前后或更早。在元朝(1280—1368 年)时期,它致力于推翻蒙古王朝及重建大宋江山。延
续到清代时,它发誓要反清复明。白莲教教徒采纳佛教和道教思想来赢得民众的支持。1781
年,它的首领之一刘松被捉拿并被发配到边疆;此后官府实施了一项不断虐待其教徒的策略,
最终在1793 年把他们逼得造反。这次反抗引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拘捕和迫害,华中地区的
白莲教教徒于1796 年起而反抗,口号是“官逼民反”。反抗迅速扩展到了四川、湖北、陕西、
甘肃和河南。腐败的官军无力敉平这场反抗,于是地方士绅和官员组建团练、修筑砦堡要塞,
以求自保。经过了九年耗饷费粮的征讨,这场反抗才在1804 年最终被镇压。
……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
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 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
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
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日本也曾一度(1404—1549 年)
向中国进贡。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
的国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
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
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
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
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
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

第二编外患内乱
1800—1864 年

第七章广州贸易体系
……
中国人的对外贸易态度衍生自封贡心态。中国人设想,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
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因此,通商是一种
特权,中国可以因洋人的任何过失取消这种特权。此外,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
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
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
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帖。
……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爱虚荣和炫耀的年迈君主,对英国使团的前来心满意足,但当听到马
戛尔尼不愿行磕头礼的消息时,不免有所不悦。在8 月14 日的一份上谕中,他宣称“各处
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
尔尼)国王遣尔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陪同使团的中国
官员受命向英使建议,若其因用布扎缚腿足而不能跪拜,则于叩见时暂时松解,行礼后再行
扎缚。马戛尔尼本人似乎对磕头并不太在意,但他不想做任何有损于其国家尊严或显示出做
中国藩属的事情。马戛尔尼放出话称,他可以向皇帝行他向英王陛下所行相同的礼节,且如
果一位与他官爵相当的中国人愿意向英王陛下的画像行磕头礼,他也可向皇帝磕头。最后,
乾隆皇帝在情绪颇佳时作了让步,同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像对他自己的国王那样单膝下跪,
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节就免了。

那次著名的觐见于1793 年9 月14 日在一座可容纳大型集会的巨型帷幄中举行。马戛尔
尼和斯当东盛装出席——马氏身穿一套绣花天鹅绒服,外披一件巴斯勋士(Order of the Bath)
斗篷,佩带钻石星章和绶带;斯当东也穿一身绣花天鹅绒服,外披一件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绯
色丝袍。他们行了事先谈妥的修订礼仪——单膝下跪——虽然日后清朝方面的记载毫无根据
地称,马戛尔尼在皇上驾临之际惶恐万状,“身不由己地双膝跪下”。随后便是呈上英国国王
的国书,马戛尔尼亲手将一只盛放国书的黄金信箱呈递给了皇帝。接着是交换礼品,皇帝通
过马戛尔尼赏赐一柄约一英尺半长的玉如意(此物乃和平兴旺的象征)给英国国王,并说希
望英国国王能与他一样长寿。这位年迈的统治者随后赐给两位使节各一柄绿如意,以示恩宠。
马戛尔尼回敬一双镶嵌钻石的金表给皇帝,斯当东则献上一对精美的气枪。使团的其他成员
也获皇帝赐予礼品。接着又赐盛大的御宴款待使节,席间皇帝亲切地以自己席上的几碟菜赐
给使节,甚至亲手为两位使节各斟酒一杯。马戛尔尼发现乾隆颇有居高临下之气概,但也非
常和蔼、庄严且精神矍铄,83 岁之老翁望之犹如60 多岁。乾隆帝避暑行宫的恢宏、豪华和
精美,令马戛尔尼想起了“全盛时期的所罗门王”。

次日,马戛尔尼获安排游览万树园并再一次觐见皇帝。此后两天,他又遵诏观游、受赏
礼品,并被邀观看了一场木偶戏和一台滑稽戏。9 月17 日乃皇帝寿辰,马戛尔尼获准与一
大群满汉廷臣一道向皇帝祝寿。9 月26 日,使团返回北京;四天后,皇帝本人也返京了。
……
清廷认为外交谈判是完全不适宜的,就此而言,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皇帝寿辰的,而他
已经这样做了,使命也就完成。既然马戛尔尼已经得到了体面的接待,所以应该感恩戴德地
满意而归了。由于从来没有哪个贡使在北京逗留超过四十天,朝廷便急于让马戛尔尼在10
月9 日前离京。和珅提示马戛尔尼说,严冬不久就要来临,皇帝担心特使的健康,显然主人
已经在暗示客人应离开,而马戛尔尼意识到再要赖着不走也无济于事了。他沮丧地在日记中
写道:“余被选领此次赴华使团,是乃大不列颠之首次此类使团也,众多人对此使团之成功
殷殷相待,而期望最大者莫过于余本人也,故余不觉萌生至深之失望。余但能无限遗憾地领
略余最初之期待耳。”
……
这次耗费了英国人78,522 英镑的使命,是一场彻底的外交失败。它既没有达成在北京
设立代表的目的,也没能扩展贸易,更没有能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开放。然而,它
却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珍贵情报。马戛尔尼察觉到,这个国家的
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其军队落后到仍然使用弓箭而缺
少近代火器,普通民众生活贫穷,官场中贪污腐败非常普遍。比如,马戛尔尼不相信他的使
团每天耗费了朝廷准支的1,500 两津贴,他猜测一部分拨款肯定落入了负责接待的官员之
私囊。他得出结论认为,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财神(Mammon)之后裔同其为不肖。关
于清王朝的前景,他作出了相当犀利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
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
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
础上重建起来。”无论外交上的结果如何,正如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要员所评论的那样,“仅仅
是通过这个使团所获取的情报,就远远可以补偿所花费的费用了。”

至于英国政府,显然对使团暗淡的结果很失望,尽管对特使本人既无责备也无嘉奖。马
戛尔尼已尽了力,但失败了;也许他惟一的过错,是他仍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拒绝对外交
往。此时,他极力推荐委派斯当东以英王使节兼驻广州英国大班领袖的身分,再次出使中国。
虽然政府对这个想法颇为倾心,而且确实采取了一些实施这个设想的步骤,但斯当东的突然
瘫痪及随后在1801 年的去世,使这一计划被搁置起来。缺乏率领使团的合适人选,以及英
国卷入拿破仑战争,无限期地推延了在这个方向的任何行动。
……
8 月28 日晚,嘉庆皇帝看到这份奏折说阿美士德演习跪叩颇有“长进”,很是满意,决
定在次日召见。使团被催促连夜赶路,当次日凌晨抵达北京时,阿美士德得知皇帝已准备立
即在颐和园召见他。但他因路途颠簸和天气炎热而疲惫不堪,而且国书和官服也落在后面的
行李车内,因此他请求稍事休息。在与陪同的中国官员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阿美士德气得
转身离开。不久皇帝遣人来传唤他,由于理藩院尚书没法让阿美士德露面,因此谎报英国使
臣病倒了;皇帝随后传唤副使,尚书又谎报副使也病了。皇帝恼怒不已,怀疑使节们作假,
宣谕“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一道谕旨发下,将英使逐
出京城,谢绝其“贡品”,取消陛见。

但当皇帝于次日获悉使臣确遇困厄时,怒气稍息,令酌收英使贡品并赐英国国王一些珍
玩。他还谕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切忌羞辱阿美士德,而应以适合其官爵品位的规格款待他。
使团最后于1817 年1 月28 日从广州启程返回英国。

阿美士德拒绝遵从中国的礼仪是被逐的惟一原因,这在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其时
流放中的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责备阿美士德将圣詹姆斯(St James)宫廷(意即西
方式的)礼仪运用到北京宫廷中。按波拿巴的看法,一个使节到派驻国时应入乡随俗,并应
认识到不能享有如自己君主所具有的那种区别对待之特权;他应满足于接受当地宫廷中与他
官爵相当者所受的待遇。因此,照波拿巴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将来训令它自己的使节遵
从伦敦或圣彼得堡之礼仪,那么,英国或俄国的使节就应接受中国的礼仪。

由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旨在作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英王陛下便面临着三种
行动的选择:(1)放弃中国贸易,(2)服从中国的对待,或(3),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对
英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海上霸主来说,前两种选择是无法想象的,只剩下第三
种选择——武力。在中国一方,阿美士德所表现出的大不敬绝对是难以容忍的,且与它宣称
的天下共主水火不容。嘉庆皇帝甚至考虑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只是
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一主意,这位总督担心,那样会招致对方的报复,并可能引
发与英国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之间作最后摊牌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
第八章鸦片战争
……
24 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华人买办和仆役,并包围了英国商馆。三百五十名
洋商被困在商馆区里,因厨师、挑夫和仆人的撤走而大为不便,但他们并未缺乏食物,行商、
汉语教习和从前的仆役经常偷偷送来面包、家禽、羊肉、鸡蛋、食油和食糖。最大的不自在
是单调无聊、气候闷热和前景迷茫,软禁持续了六个星期。在义律看来,这是对英国人生命、
自由和财产采取的强盗行径;但在林则徐看来,这却是中国法律的正当实施及对走私歹徒的
正义惩罚。

林则徐放出风声称,只要先交出四分之一的鸦片,买办、仆役和厨师即可返回商馆;再
交出四分之一时,来往于黄埔与澳门之间的舢板即允许恢复行驶;交出第三个四分之一时,
便将撤走对商馆的围困;当最后的四分之一交清时将恢复贸易。

必须指出的是,在围困商馆之前的数月中,鸦片贸易一直处在停顿状态。1839 年3 月
22 日,马地臣(Matheson)记录道:“最近五个月里在广州一箱鸦片都未售出。”约有五万
箱鸦片等着出手,还有更多的鸦片正在从孟买运来的路上。义律一时觉得将鸦片交给林则徐
将可缓解贸易停顿,且不失为一条让中国人来承担损失的妙法。1839 年3 月27 日,他以英
国政府的名义发布一条公告,令所有英国商人将他们的鸦片交由他转缴给林则徐:
本总监督兹……谨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
下之臣民,为效忠女王陛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
且本总监督兹为了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经我
之手转交中国政府的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负责。

由于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人财产,而成了英国政府的公
共财产。义律的决定被马地臣誉为“颇具政治家风范的大手笔”,马地臣同时也坦言称“中
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如果中国人拒绝接受鸦片的话……我们
的处境就要大大地不妙了”。义律担保要向林则徐缴出20,306 箱鸦片,但到5 月18 日时他
实际交出了21,306 箱。林则徐本打算将这些鸦片押送到北京查销,但运输这么多的一批东
西,十分复杂,致使皇帝令他就地销毁。为销毁这批鸦片挖了三个大坑——每个坑有150
英尺长、75 英尺宽、7 英尺深。销烟开始于6 月3 日,是日,当着一些在省大员和外国参观
者的面,鸦片烟球被砸成碎片扔进大坑,坑里有两英尺深的水。大量的盐和碳抛向大坑,石
灰遇水发热沸腾,工人们搅拌混杂其中的鸦片直到它们完全溶化,然后将之冲进旁边的一条
小溪,溪水带着溶化在石灰浆中的鸦片流入了大海。销烟持续了二十三天,直到6 月25 日
才结束。林则徐似乎赢得了一场对鸦片的道义和法律的完全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是虚幻的,
因为英国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结束软禁之后,义律和全体英国人于1839 年5 月24 日前赴澳门,而没有接受林则徐
的具结要求。义律不失时机地敦促伦敦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联合呼
吁国会保护英国的利益,并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一个以查顿
为首的特别代表团被派往伦敦表达这些观点。与此同时,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近三百
家与对华贸易有关的企业,发动了一场要求行动的宣传运动,无数本到处流传的小册子和故
事,谴责中国人对英国臣民的侮辱。一位小册子作家说:“你拿了我的鸦片,我就拿你的岛
屿,这样我们就清账了;从今往后,要是你愿意,就让我们友好来往,和善相处。” 1839
年10 月18 日,巴麦尊在事先没有与国会磋商的情况下通知义律,称政府已决定派一支远征
军封锁广州和白河。
……
但鸦片战争并没有促使中国人惊醒,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林则徐在他有机
会对抗敌人之前就被撤职一事,导致许多人认为战争的失败只是一桩历史的偶然事件。他们
拒不承认中国在军事上的劣势和在政治上的衰退,这样他们便让自己继续沉睡了二十年。

只有少数一些特别警觉的人认识到需要了解西方,林则徐的同僚、“今文学派”的杰出
学者魏源,在1844 年编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此书经1847 年和1852 年的修订和扩充而
成一百卷的巨著;另外,福建巡抚徐继畬在1850 年编撰了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重要著作,
名为《瀛环志略》。这样,对西方的研究可说是踏出了一小步,至于全面研究西方的事情,
则有待于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央之国”再猛敲几下之后才能出现。

第九章第二次条约安排

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分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
系中最丰富多采、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他与高级同僚伊里布绥靖了英国人,使王朝避过
了外夷的灾难性进攻,从而享有了最知晓夷务的暧昧名声。北京的朝廷逐渐尊重和依靠他们
来应付夷人。
……
与璞鼎查的交情耆英的亲善和个人外交政策普遍运用到外国代表身上,但以他与璞鼎查
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耆英得悉这个英国夷目年俸达1 万元,因此猜测此人在本国一定
是个要员,兼且他在中国拥有独断专行之权力,在他回国后或许也将在高层机构中发挥重大
影响,与这样一个人培养友谊和信任不光是一种权宜之策,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针。耆英
抓住一切机会来发展与璞鼎查的亲密关系,当他看到一张璞鼎查全家的画像时,耆英大加夸
奖璞鼎查的公子,并表示很想收其为养子,因为他自己尚无子嗣。随后他又提出要用自己妻
子的画像交换璞鼎查夫人的画像——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或许是他当时
发现洋人尊重妇女,促使了他提出这样的请求。璞鼎查不想冒犯耆英,便成全了他的两个意
愿,其儿子更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在建立这种
家庭关系后,两人互换礼物,耆英送了一只金手镯给璞鼎查,而璞鼎查则回赠了一柄英国宝
剑和一条腰带给耆英。耆英甚至说在三、四年内回京后,将向皇上建议邀请闻名遐迩的璞鼎
查来华,接受钦赐双眼花翎顶戴的殊荣!在两人以后的通信中,这位满洲外交家称这位英国
夷目为“挚友”。

1844 年奏折耆英的安抚、亲善和个人外交之政策,旨在消除洋人的疑虑,博取他们的
信任,并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感到有欠于他的状态。虽然这种政策有时确实减少了紧
张的摩擦,但它不能改变这些洋人的基本目标。从耆英在1843 年掌权到他1848 年退休期间,
这种方略大为盛行,成功地维持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相对平静和秩序。然而,在一些排外的
保守派官员眼里,这样一种政策是对从前的敌人摇尾乞怜。反对气氛迫使耆英在1844 年11
月上呈的一份奏折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声称要让外番夷人服从中华教化礼仪而招致麻
烦,这是不必要的。他们不谙悉这些美好的东西。相反,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应付他
们,以便获取他们的信任并避免冲突:

前后三年之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
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
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

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局促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
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为其猜嫌……
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即使舌敝唇
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龌龊,实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
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

耆英的手段对璞鼎查很管用,璞鼎查逐渐对自己有能力在中国结交朋友相当自豪。璞鼎
查不是商人,因而无须考虑利润问题,他得以对中英关系持比较客观甚至宽大的态度。他察
觉到外国人中有一种侵犯中国人权益的倾向,其方式在其他地方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他向伦
敦宣称他将采取“断然的措施”,勒令英国臣民遵守条约;此外他还告诫说,在华英国官员
应防范欺负中国人的倾向,以免中国人对英国的公正和节制丧失信心。英国外交部赞同这一
观点,要求殖民部、海军部和印度事务部相应地训令他们的在华部员。这样,由于耆英的亲
善政策和璞鼎查的节制意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
……
历史上,广州一向以与洋人冲突著称:据称在中古时期便发生过杀戮阿拉伯人的事件。
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比其他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国人更大的羞辱,广州城是在1841
年以“赎金”赎回的。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
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 年的6,900 万磅下降到1860 年的2,700 万
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 万磅上升到5,300 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 年
的6,787 担下降到1847 年的1,200 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 担上涨到21,176
担。Morse,I,366 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
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
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第十章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及回民起义

在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在每一
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口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
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
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随着治理不力、政治腐败和道德沦落。随后便出现一段混乱
时期,在混乱中人口再一次大减,直到——从理论上来说——土地和人口之间达成一种新的
平衡。此后便出现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标志着新一轮循环的开端。总之,由乱到治和由治
到乱乃是保持社会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听凭这一程序的支配。哲人孟
子(公元前373—288 年)曾深透地评说,大治之后必有大乱,而中国人也普遍相信,每隔
三十年可能会有一次小乱,每隔一百年便会有一场大乱。西方学者有时把这一现象称为“王
朝轮回”,尽管它应更确切地称为“历史之自然演进”理论。
……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1814—1864 年)出生在广州城外约30 英里处的花县,是一
个客家农户的第三子。他在孩提时非常自负、跋扈、脾气暴躁,但在学业上表现出相当高的
天赋。业师和兄长都指望他能科场登第而光宗耀祖并惠及桑梓。他一生中四次——1828 年、
1836 年、1837 年和1843 年——去广州应秀才府试,但均落榜。在1836 年第二次赶考期间,
发生了两桩极大地影响他日后生活的事件:(1)他对体现在《礼运》和《大同》中的儒家理
想有了深刻的印象,其时名儒朱次琦正在广州讲授这套思想;(2)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两位新
教传教士。其中一位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另一位递给了洪
秀全一本名曰《劝世良言》的九章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早期的皈依者梁阿发(1789—1855
年)编写,梁阿发是定居广州翻译《圣经》并传播福音的伦敦传教会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博士的助手。因科试落第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只是草草浏览了这本小册子。

1837 年第三次落榜之后,洪秀全沮丧万分,以致得了重病。在神智昏迷之际,幻觉到
有一个老妪,即“天母”,为他清洗身体,并对他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
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 随后他被带到天庭,在那里,一个身穿乌龙袍、蓄着金
色胡须的可敬长者给了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以后数次拜访天庭期间,他见到了一
个他称其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此人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夫子向那位可敬的长
者忏悔罪孽,因为他没有在经书中清楚地解释真理。洪秀全的这种神智昏迷和幻觉,断断续
续地持续了四十天,无论是郎中还是巫师都无法把他治愈。

当洪秀全从昏迷中醒来后,性格和外貌都大大变了样,看上去身材高大了些,步伐更稳
健了些,而性情也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得多——他实际上成了另一个人。一位研究洪秀全
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梦中的那位金须人肯定是他早先在广州大街上碰到的那个传教
士,而四十天的昏迷则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期限相应,洪秀全肯定是从那本基督教小
册子中得知了这些事迹。

随后六年,洪秀全继续做乡村塾师。1843 年,他第四次赶考,又一次落榜,这时正是
围绕“广州入城问题”群情激愤之际。洪秀全同情这一“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憎恶现存
制度(该制度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发展的前景),他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冲动,要掀起一场反对
满清王朝的民族或种族革命。不过,正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一样,一种宗教氛围将有
助于支撑这样一场运动。

一天,表弟李敬芳来探望洪秀全,出于好奇,他借走了书架上的那本基督教小册子。李
敬芳对小册子的不寻常内容感到震撼,劝洪秀全读一读这些文章。洪秀全照办了,他逐渐相
信,这些文章中包含着解开其六年前之梦境的秘诀:那位长者便是天父皇上帝,那位中年人
便是天兄耶稣,而洪秀全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和耶稣的弟弟。一种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
至少在洪秀全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洪秀全推断梦境中的妖魔就是庙宇中的偶像。洪秀全和李
敬芳因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他们按小册子中描述的方法自己作了洗礼,并向上帝起誓不拜邪
神且恪守天条。洪秀全的第一批皈依者中有堂弟洪仁玕(1822—1864 年)、邻居和同学冯云
山(1822—1852 年)——也是失意书生。不久后,洪秀全的家人也皈依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废寝忘食地参详基督教小册子,但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许多概念。他们
认为“天国”即指中国,“上帝的选民”即指洪秀全本人和他的同胞。他们进而捣毁寺庙中
的塑像,将孔子的牌位清出私塾——结果在1844 年丢掉了塾师的职位。他们受《圣经》中
称“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宣言所影响,于是前往邻省广西传教。他们并不
理会有告诫说,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只不过是《圣经》一小部分章节和一些小册子的有限和
个人诠释。几个月后,洪秀全返回家乡,随后的两年继续执教,并编写有关宗教的短论和诗
歌,无拘无束地从《圣经》和儒家《礼运》《大同》篇中汲取思想。他抨击吸食鸦片、赌博
和酗酒,强调所有人皆兄弟姐妹的平等主义观念。洪秀全无疑在用新宗教来为革命事业招募
追随者。与此同时,在广西桂平县以北约五十里处的紫荆山,冯云山已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密迪乐对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和这场运动的分析,反映了外国人的复杂情感:

上述小册子中表现出的拟人化色彩非常惊人,上帝被带离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熟悉
凡间之事,其拟人化程度,令我们有点反感……我们面前的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它们引导我们猜测其作者受过神学教诲,并怀抱着相当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些真谛找到通往天
国之路的期望。但是,那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绝然不能同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宣称直接从上
帝处获得神授一类的主张;另有一些文字对上帝所作的描述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圣经内容相去
甚远,且被用来服务于个人膨胀和个人野心之目的……

如果基督教国家参与镇压这场运动将是很悲哀的,因为起义者们抱着一种争取进步的激
情和作全面改革的意向(他们的历法便是见证),而清廷一方则从没有显示出这种意向,也
决不能指望清廷显示这种意向。起义者自称的基督教之形式虽然大有疑问,但却比迄今为止
中国人一直在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欧洲国家如果加入到敌对一方,将可能与一些
在某些方面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开战……目前显得较可取的惟一政策,是保证我们自己不在
中国内战中作任何进一步的卷入,避免与内战双方发生任何政府层面的瓜葛。
……
湖南湘乡县的曾国藩(1811—1872 年)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
孜不倦的士人。他在1838 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官场逐级升迁,至1849 年当上礼部右侍郎。
此后,于1851 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年后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居留京城期间,他与一些宋
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理念运
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得益
于这些品格。
……
这个时候,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外国人初期因为太平军信奉基
督教及扩展商务的前景,而对太平军表示同情。但当他们发现太平军没有能力建立成功的统
治,但却自命不凡地充当天下共主、坚定地反对鸦片输入,以及持续骚扰在上海的外国商务
和洋人的生命安全时,他们便对太平天国失去了兴趣。此外,在1860 年,他们与清廷签订
了一系列新的条约,之后,西方列强意识到,要享受条约给予的特权,就必须使清王朝继续
存在。

对照清廷同西方关系的改善,太平军便相形见绌了。他们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将洋人与
清王朝离间开来,而且军队还不断骚扰外国商务及洋人居住的中心上海。与此同时,南京的
生活恶化到了一个新的低谷。一名在1861 年3 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人宓吉(Alexander Michie)
写道:
我不指望叛乱一方会有任何的好转,没有哪个正派的中国人会与叛乱运动发生瓜葛。他
们一味烧杀掳掠,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他们遭到所有乡村民众的憎
恶,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军兄弟”的人也仇恨他们。他们占据了南京八年之久,而
这里却毫无重建的迹象。商业和工业遭到禁绝。他们收取的田赋比清廷高出三倍;他们不采
取任何安抚民众的措施,他们的所作所为显不出对土地有持久的兴趣。他们不关心如何确保
细水长流的财政收入;他们指望依靠抢劫、且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我必须说,我在他们那
里看不到任何稳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们同情的东西。

罗孝全提供了另一段记载,他曾应天王之邀,于1861—1862 年间在南京度过了十五个
月。他在1861 年12 月31 日所作的报道中称:
至于天王(洪秀全)以巨大热情宣扬的宗教观点,我认为它们在上帝眼里大体是讨厌的。
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
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作。
他(洪秀全)要我来,但不是要我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并让人们皈依上帝,而是让我
来做官,让我宣扬他的那套教条,让我说服外国人皈依他本人。我宁可让人们信奉摩门教或
别的什么我觉得与圣经原则有所不符的异端教派,只要这些教派远离邪恶就行。我相信,他
们在心里其实是反对福音的,只是为了政策原因而容忍它而已……因此我打起了离开他们的
主意……

总之,外国人早期对太平军的同情,已让位于对它的失望及准备援助清廷的决心,清廷
的存在被认定是外国在华利益所必不可少的。
……
曾国藩获赐封一等侯爵位,其胞弟和李鸿章受封一等伯,此刻曾国藩或许是全国最受尊
敬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水陆湘军号称有12 到13 万人,而帐下聚集着八十多个最卓越及最
能干的谋士、策略家、策划家、战将和幕吏,他一声令下便有数千官吏遵从。作为一个严肃
的儒士和忠臣,他深知一个汉人只要权名稍稍过大,便会招来满洲主子的猜忌。故他在攻克
南京仅17 天后,便提议遣散已完成其原初目标及开始显示出疲惫迹象的湘军。曾国藩的政
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19 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
的学者型官员。
……
军事上,湘军和淮军是私家军队的先导者,而私家军队乃是此后军阀的典型特征。曾国
藩和李鸿章根据四个原则征募他们的官佐:(1)同一省籍;(2)同年——同榜取得功名的人;
(3)亲朋好友;(4)师生同谊。士兵由这些官佐招募训练,并对官佐效忠。正如《湘军志》
的作者评述的那样:“将死军散,将活军存。”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私家军队传统。
袁氏一度是李鸿章的门生,后来成为民国初年(1912—1927 年)蹂躏中国的北洋军阀之首
领。

第三编外国帝国主义加剧时期的自强运动
1861—1895 年

第十一章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
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中兴,如西周朝的宣王(公元前827—782 年)中兴、东汉朝的
光武帝(公元25—57 年)中兴和唐朝的肃宗(公元756—762 年)中兴等。通常都与一些强
有力的、睿智和贤明的统治者有关,但同治皇帝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1862—1874 年),有
十一年处在年幼时期,余下的两年也只是个弱者。国家大权被紧紧地握在母亲慈禧太后手中,
她执掌朝纲达四十八年之久,一直到1908 年去世。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
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
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
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
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
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
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
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
如果说曾国藩开辟了西化之路的话,左宗棠和李鸿章则是斗志昂扬地紧握了西化的火
把。左宗棠一向信奉知行合一,他的思维训练受林则徐和魏源的影响;因他对造船的兴趣,
以致在1866 年设立著名的福州船政局,以两位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
年)和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1831—1875 年)分任正副监督,该局打造出了四十艘
船舰。该局所属的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培养出了一批能干的官佐,内中有极其干练聪颖
的严复(1853—1921 年),他曾就学于英国,后来翻译了一批西方关于思想、社会学、逻辑
学和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福州船政局是自强运动的第二大重要的成就。

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他与常胜军及华尔和戈登等许多洋人军官的交往,使他
认识到了枪炮舰船的可怕威力。他夸大其辞地赞扬西洋大炮和弹药乃“天下无敌之攻防器
械”,并且颇为天真地认为,只需拥有汽船火炮及弹药,就足以抵御外来入侵。李鸿章对西
洋军制和器械的崇拜,可见于他1863 年致曾国藩的一封信函中: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
中国所不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
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且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
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李鸿章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的话,日本不久就会效法西
洋而超过中国。局势的危急迫使中国必须立即施行自强规划,李鸿章在1872 年大声疾呼,
中国正面临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自印度而至南洋而至中国,步步紧逼而来,此种
推进无法阻挡,中国必须迎头抗御这一挑战,断然采纳西式船炮来加强自身。
……
自强运动虽然有其种种缺点,但却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并在中国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
它具有许多深远的影响:第一,大多数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学堂和新派企业都开办在
条约口岸和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在那里最有可能获取洋人的帮助;这些事物有助于上海、
南京、天津、福州、广州和汉口等大都市的发展。第二,周围农业地区的务农人口被吸引到
这些都市中成为产业工人或劳工,促使了这些城市的规模飞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工
人阶级。第三,这些新型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型的职业人士如工程师、经理和实业家,而
那些出洋留学的人士归国后,也成为陆军、海军、学堂和外交机构中的领头人,他们促使了
中国新的管理和实业阶层之诞生。

第十二章对外关系与宫廷政治,1861—1880 年
……
然而,由于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所以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有时在没有深
入的研究报告可资参考的时候,也只好按照常识,运用“以夷制夷”的老原则。恭亲王和文
祥从离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那里得到暗示,他将很乐意像一名中国使节那样调停中国与外国
列强的争执,因此恭亲王和文祥邀请他加入一个到西方的巡回外交使团,每年薪水为8,000
英镑,外加开支。以劝说欧美各国政府不要强行推动中国的西化步伐。蒲安臣是来自马萨诸
塞州的一位天才演说家,他宣告:“当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世界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寻
求与西方建立关系时,它要求世界最年轻国家的代表,来担任这种转变的中介,这项使命是
义不容辞的。”

蒲安臣和随行的一位满族副使及一位汉族副使,志刚和孙家榖。带领使团于1868 年5
月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致以热烈欢迎,称蒲安臣为“我们的客人,最年轻政府的儿
子,最古老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辞中宣告:中国欢迎“西方文明之光辉旗帜”,“这一
天,这一刻已经来临”。在纽约,蒲安臣同样夸大其词的宣告,中国将邀请传教士“到它广
袤山河的每一处,树起闪亮的十字架”。蒲安臣的雄辩和魅力征服了美国人,可能还有他本
人;在与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作了一次殷勤万状的会晤后,他于1868 年7 月28
日与国务卿西华德(Seward)签署了一项条约——这是他自作主张的行动,事先没有得到中
国政府的批准。美国在条约中承诺,将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不干涉政策,条约还规定了中国派
遣领事和劳工到美国,两国人民拥有在彼此国家内居住、宗教信仰、旅游和入学的权利。尽
管没有事先磋商,北京还是非常感激地承认了这个条约。

使团又来到了伦敦,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待。接替斯丹立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重
新强调,英国将不强迫中国“发展过快,而要使它的发展安全稳妥、适当符合其臣民的情感”,
并将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强迫中国采用新体制的政策。在柏林,蒲安臣促使俾斯麦公爵(Prince
Bismarck)声明,“北德联邦”将以北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与中国交往。在圣彼得堡,
蒲安臣在觐见沙皇后染上了肺炎,于1869 年2 月23 日死去。此后,使团由两位副使带领,
访问了布鲁塞尔和罗马,1870 年10 月返回中国。

就其直接目标而言,蒲安臣使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使西方列强承诺,在即将到
来的修约中采取节制和温和的政策。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因
为在这个使团上花费了16 万银两的满洲官员开始认为,洋人毕竟是可以花钱来应付的。他
们变得更加自满,对外来刺激也更加麻木。这个使团不期而然地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阻遏
作用。
……
1870 年的天津教案是引发这场大规模反洋教活动的导火线。天津成为爆发的地点不是
巧合,因为,在1858 年《天津条约》和1860 年《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它曾两度被外
国军队占领。即使在议和之后,英法继续在那里驻扎了五千到六千军队,确保中国履行条约
义务。尽管法国军队在1861 年11 月、英国在1862 年5 月撤离了天津,英法的部分武装力
量在1865 年前一直驻扎在大沽。外国军队的存在总是一个刺激的原因,而1860 年法国占领
了在天津的皇庄,望海楼。并将其变为领事馆,令形势火上浇油。1869 年,法国人在一座
毁坏的佛教寺庙上,建立起全胜圣母教堂,在内办有一座育婴堂。因为几乎没有中国人愿煮
把孤儿送到外国机构里,修女们就为每个入堂孩童提供了一份酬金,因此鼓励了被称为“儿
童贩子”的流氓绑架孩童。高死亡率以及酬金的提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猜疑。谣言传播开来:
在深宅大院内,洋人对小孩施以魔法,伤害他们的身体,挖取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来制药。一
场排外动乱在酝酿之中。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调查了育婴堂,并没有发现荒谬控诉的真凭实据,
但是民众的情绪继续高涨。粗暴的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和一等秘书西蒙(M
Simon),佩带着枪支前来为修女寻求公道。当见到当地知县正尽力驱散群情激愤的民众
时,丰大业非常恼怒,便开枪射击,枪没有击中知县,但是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沸腾,
无法控制,并且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烧毁了教堂和育婴堂。十个修女、两个教士和两
个法国官员丧命;三个俄国商人被误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遭毁坏。外国炮艇很快开到天
津,来自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和惩罚凶徒。

朝廷任命最受尊重的大臣、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调查这一事件。这位60 岁的政治
家正在保定病休,他怀疑自己是否有精力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在天津,他发现局势比他预
料的更为棘手。法国代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要求处死陈国瑞将军及天津知府
和知县,而保守的中国官僚和文人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曾国藩知道要避免与法国决
裂,就必须在调查中不偏不倚,但是这样做将招致顽固保守派的攻击。总而言之,他得在正
直和丧失声望之间作出选择。曾国藩的品格和勇气又一次展现出来了,他没有一心求稳地去
迎合公众的情感,也不担忧他的政治前途;他公正地建议,朝廷应该澄清事件的真相,并且
先对英国、美国和俄国作出赔偿,使它们不与法国搅在一起。随后,他亲自视察了育婴堂,
从150 名孩童那里获得了第一手实情,知道他们不是被诱拐来的,而是他们家庭自愿送来的。
曾国藩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有关伤残孩童身体、挖取心脏的任何谣言,以恢复修女
的名誉。

为了结这一事件,曾国藩建议对涉及暴乱的人施以重罚:将道台、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
处死15 名主要的挑动者,流放21 人。假如这些安排还不能使法国满意,曾国藩上奏道,可
以施以更加严重的处罚。

保守派立即将曾国藩斥为叛徒,大学士倭仁嘲笑在惩凶问题上与法国讨价还价的主意,
他尖锐地争辩道,自朝廷建立以来,还没有惩罚无犯罪证据的人的案例。朝廷也发觉曾国藩
的建议有些难以接受。在这个关头,湖广总督李鸿章呈送了一份采取折中立场的奏折。他建
议,法国作为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可能对过分严惩中国官员没有兴趣,处死8 人、流放20 人
就足够了。朝廷把李鸿章调到天津来接管这一调查,曾国藩被派往南京担任总督。他受到了
挫折,十分痛苦,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与苦恼之中。当他给朋友写信时,他经常在信中题写道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女人怎么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官员又为什么不拒绝她的颐指气使。

她的得逞可以归结为三个策略:首先,尽管她本人违背朝规祖制,但她强迫所有其他的满洲
人严格遵守。她以帝室宗法严厉约束帝室成员,毫不留情地将违反者送到宗人府惩罚。她对
他们待之以残酷,施之以恐怖,使他们对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第二,对汉族官员,她强
调儒家君君臣臣和以孝为本的重要性。事实上,她说过,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
我毫厘不爽,还要你们这么多官员干吗!第三,她充分认识到满洲人的退化和堕落,便依赖
汉族的得力干将,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尽管她也担心他们势力提升、与洋人为伍,
及控制新式陆海军与近代企业。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地位,她以高官厚禄迁就他们,但暗中又
纵容保守派攻击他们,以作牵制。慈禧太后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
然而,她个人的成功对王朝和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灾祸。在她的专横统治下,清王朝未能
振兴,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外国帝国主义的绝境。她1908 年去世,刚过了三年,清王朝就
被推翻了。

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

第十四章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机”
……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取得到西方列强的同情,迫使日本和平解决事端。
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Cassini)曾向他保证,圣彼得堡会代表中国出面干涉。但俄国政府未
能行动,因为它得到其驻日公使警告,若俄国支援中国,英国可能支援日本。李鸿章转而请
求英国调停,英国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中国向北,日本向南,在中部环朝鲜首都周围留
下一块中立地带。日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向英国保证,将在战争中保证上海的中立,并尊
重英国在华商业利益。

李鸿章的外交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效,而且延误了军事准备工作。直到外交解决的
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同意袁世凯的紧急请求,派兵增援。清廷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
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将汽船“高升号”击沉,
950 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8 月1 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陆上,
日本在平壤将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
鲜独立。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尽管中国海军吹嘘有65 艘军舰,相比之下日本只
有32 艘;尽管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而日本只排名第11 位,但是中方并没有将所
有船舰都动员起来作战,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与日方交战,南洋舰队以及另外两支舰队分
别驻在广东与福建。则保持“中立”,以图自保。日本人动员了21 艘舰船,其中9 艘是1889
年以后建造的,时速可达23 海里。北洋舰队在1888 年正式成立时有舰船25 艘,其中两艘
铁甲舰排水量为7,000 吨,而日本最大的船舰排水量也不过4,000 吨。但是中国船只的时
速仅达15 或16 海里。总之,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

两支舰队于1894 年9 月17 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相遇。经过五个小时的交火,
中方损失了4 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中方未沉没的7 艘军
舰退至旅顺港进行修理,并于10 月18 日开至威海卫的海军基地。11 月,日军从陆路占领
大连与旅顺,使该地要塞的许多大炮失去作用。李鸿章曾为建筑这些海军基地耗资几百万两,
却未能派上一点用场。1895 年2 月,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炮台转而轰击在港
内的中国船舰,中国的惨败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僚属纷纷投降,把11 艘战船
交给了日本。

进行了三十年时间的自强运动,中国在海、陆两方面却落得这种耻辱的失败,使李鸿章
面临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辩解说,单靠他的北洋舰队和淮军来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
无法取胜。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遭到解职、贬谪,还被剥去了象征皇帝恩宠的黄马褂。
……
在马关和谈开始时,李鸿章力劝日方谈判人员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牢记西方帝国主义时
代亚洲的更大利益;并且请求,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在他年轻的对手面
前恃老卖老,他已73 岁高龄,而伊藤博文55 岁,陆奥宗光52 岁。但在实际的谈判中,他
却很难说服对手慈悲为怀,尤其在赔款上,日本坚持要求赔款3 亿两。就在这一艰难时刻,
李鸿章突然得到了其外交努力无法获得的“不幸中之万幸”:当某天李鸿章从会场返回时,
他被一名日本狂热分子狙击。子弹击中了他左眼下方,但伤势并不致命。此事使日政府十分
尴尬,便主动宣布休战。日本天皇还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报纸对李鸿章的态度也由攻
讦转为称赞。在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前往拜会李的儿子——使团的一名
随员时,称:“令尊之不幸实为大清之幸事。自今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更容易了,日
清之战也将停止。” 1895 年4 月17 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1)清政府承认朝
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2)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
辽东半岛;(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5)日本臣民可在中国开设工厂,从
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

中国国内的反应是严厉批评这项条约。许多学者指责李鸿章父子卖国自保。两江总督张
之洞强烈反对批准条约,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清帝废
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他们共上书七次,其中4 月30 日的第二次上书规模最大,
有1,200—1,300 人在上签名。但清政府不顾这些愤怒的抗议,在日本压力下于1895 年5
月8 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居民强烈抵制割让台湾,这个岛屿在中法战争以后改为行省,由于1885—
1891 年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努力,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这时台湾人反对
将岛屿割予日本。1895 年6 月2 日,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大批日
军也来到台湾。1895 年10 月,地方性抵制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
……
第十五章1898 年的维新运动

这一有名的会见于1898 年1 月24 日进行,康第一次正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
述,会见的精彩部分包含如下对话:
荣禄满族将军和太后的亲信,1895 年任兵部尚书,前北京九门提督。:“祖宗之法不能
变。”
康:“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
康:“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
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会见持续到黄昏,荣禄第一个离开,他明显厌恶所听到的东西。翁同龢也在会场,他有
点被康的激进观点所困扰,他形容康“夸大其辞”和“狂甚”。

当皇帝看到报告时,他非常想召见康,但又一次被恭亲王拦住了。但是,1 月29 日,
光绪皇帝命令,允许康随时上书,宫廷官员不得阻挠和延误。康接近皇帝的门路因此有了保
证。他的一份早先未被转呈的奏折现在到了皇帝手中,皇帝被其中直言不讳的陈述深深地打
动了:如果不改革,皇帝将来很可能连作一个平民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会像明代的最后一个
上吊自杀的皇帝那样凄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皇帝评价道,只有一个赤诚的人才会不顾自己
的性命说出这样直率的言词,光绪对康的信任稳步上升。

1 月29 日,康第六次上书,要求皇帝选定国策、遴选才俊担任公职和创立“制度局”
协助改革并草拟宪法。另外,应建立十二个管理局,每一个都类似欧洲的部:司法、金融、
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文化、国际交流和武备。在各省,应创立各
级民政局,各地区设分局。各级局长应具有同总督和巡抚同样的地位,地区分局的官员应负
责所有像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警务这样的管理事务,只有诉讼和税收归普通地方官员负
责。光绪皇帝对这些新奇的主意印象深刻,要求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商讨。

1898 年2 月,康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为使皇帝了解
西方的改革,康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
《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每天阅读这些手册,实行一场改
制的决心更大了。

1898 年5 月30 日,恭亲王奕 去世,康敦促翁同龢立即加速改革。翁同龢认为,康飙
升的声望和对皇帝越来越大的影响,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翁催促他离开北京以避开保守派
的攻击和弹劾,但康不以为意。6 月8 日,他第八次上书,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要求皇帝采
取明定国策的决定性步骤。1898 年6 月11 日,光绪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发布了第一道改
革法令,催促亲王、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不抛弃中国基本的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外国
有用的知识。之后,翰林院学士徐致清劝说皇帝亲自接见康。会见于6 月16 日进行。四个
小时会晤的某些精彩场面——如梁启超所说——如下:

在皇帝问过他(康)的年龄和资历后,康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
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今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
也。”
皇帝同意康的设局研究各种体制的建议,并说:“汝条理甚详。”
康:“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
皇帝扫视了一眼屏风外面,然后叹息着说道:“奈掣肘何?”
康:“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
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过了好长一会,皇帝点点头,说:“汝下去歇歇……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

康站起来离去,皇帝目送他出门。宫里的侍从说这么长的召见还从来没有过。
同一天,即6 月16 日,康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三天后,他又一次通过总理衙门
上书,要求采用一项变法的国家政策和设立政府制度局。皇帝完全被康拉拢过去,他命令此
后康无须通过任何机构上书,可直接呈交。此外,皇帝要了几本康的书:《波兰分灭记》、《法
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光绪现在完全确信了改制的紧迫性。康年届
四十时,把皇帝迷住了,成了一场激进变法的领导者。
……
第十六章义和团事件,1900 年
……
拳民称外国人为“大毛子”,中国基督教徒和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
人为“三毛子”,所有“毛子”都要斩尽杀绝。
拳民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上两方面的人物。在他们崇拜的众多的神当中有玉皇大帝
(道教神祗)、关公(战神)、诸葛亮(聪明的战略家)和项羽(西楚霸王)。

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老百姓的基本要素是巫术,他们借此称,在一百天的训练后就
可以不受子弹的伤害,四百天的修习后就能飞起来。他们运用符表、咒语和仪式来祈求超自
然的力量。在战场上,他们一边低声念着一些据称能招徕天兵天将的魔咒,一边焚烧画有赤
脚人像的一种黄色的小纸片。由于排外,拳民宁用旧式的刀矛,而不要枪炮。

拳民原先是反清的,19 世纪90 年代变得支持朝廷和排外了。他们发誓要抓住“一条龙、
两只虎和三百只羊”——龙标志着发起1898 年改革的光绪皇帝、两只虎意指从事洋务的庆
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而三百只羊指的是与外国人有关系的在京师的官员。拳民称,只有十八
个朝廷官员应该活着,这些人当然是支持拳民的官员。

19 世纪90 年代,山东拳民在大刀会的名号下特别活跃,他们在这个省得到巡抚李秉衡
的暗中鼓励。李秉衡巧妙地庇护他们制造的事端,并采用和解而不是镇压的政策。但是,当
1897 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时,朝廷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解除了李秉衡的职务。不久后升
任四川总督。这一事件也给德国要求占领胶州湾以口实,由此触发了其他列强对特权的争夺。

1899 年3 月,毓贤被任命为已经十分动荡不安的山东省的巡抚。他像李秉衡一样排外,
继续支持拳民和大刀会,命令各府县官员和地方官像对待废纸一样,不用理会传教士和皈依
者的请求和抱怨。在他的保护下,拳民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巡抚用白银资助他们,
并邀请他们设立拳坛来教练士兵。八百多个此类的拳坛突然冒了出来,集中在大运河以西的
地区,而这里的百姓受水灾最甚。如前所述,毓贤以新名字“义和团”来尊称拳民。在官方
支持的鼓励下,拳民对传教士和皈依者的攻击逐渐升级。

但是,1899 年12 月,外国的压力再次迫使朝廷撤掉了毓贤的职务。毓贤到北京称赞拳
民可用,并把任何的镇压行动谴责为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端亲王、庄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
对他的陈词深感钦佩,一致向皇太后建议利用拳民;太后因为不满受挫于外国人而欣然接受
了这一主张。毓贤被擢升为山西巡抚,他在山东的继任、积极支持镇压政策的署理巡抚袁世
凯,不断被北京告诫不要惩罚拳民。1900 年1 月3 日,北京指示袁世凯使用劝说与安抚而
不是镇压的方法,但他拒绝顺从这一指示,山东拳民遭到镇压。

但朝廷继续恩宠拳民,1900 年1 月12 日颁布召令,凡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者不应
被视为土匪。4 月17 日,朝廷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自卫符合古代“守望相助”之义,
因此,此类活动不应被禁止。拳民变得更加的大胆、热情高涨,他们毁坏了象征外国奴役的
铁路和电线。

1900 年5 月初,朝廷考虑把义和团组建成军队,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掌权的
人物不愿罢手;刚毅不断地使皇太后感到,拳民有神的保佑,并且刀枪不入——中国要赶走
外国人所要倚仗的正是这种人。太后暗中要刚毅把拳民召至北京,在一场宫廷表演中,他们
在火器前的刀枪不入被“肯定”后,她表扬了他们的首领,李来中和曹福田。并下令包括侍
女在内的宫廷侍从练拳。王公大臣马上聘请拳民守卫住宅,并焚香供奉拳民的神。半数政府
正规军加入拳民,两者间的区别消失了。人们如痴如狂地习武。

高涨的排外潮流使北京的外国使节警觉起来。5 月28 日,他们从天津港外的兵舰上调
来警卫以作防范。总理衙门起初不同意,随后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调动,同时试图把每个公
使馆的此类警卫的人数限定为三十人。但是,6 月1 日和3 日到达北京的第一分队却包括了
75 名俄国人、75 名英国人、75 名法国人、50 名美国人、40 名意大利人和25 名日本人。
拳民还得到了5 月29 日的另一则朝廷召令的鼓励,这则召令告诫各省官员,不要不加
区分地攻击拳民,因为练拳的人中有好有坏。此类的官方认可燃起了拳民的激情,6 月3 日,
拳民切断了京津铁路线,形势迅速失控。

至此,朝廷完全被鼓励义和团的大臣所掌握。端亲王取代庆亲王成为总理衙门的首脑,
徐桐和启秀也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使节得出结论,朝廷要杀死在京师的所有外国人。
英国公使向天津的海军上将西摩尔(Admira1 Seymour)请求紧急援助。6 月10 日清晨,一
支2,100 人的各国联军乘火车离开天津,但在北京和天津中间的廊坊遭遇拳民。激烈的战
斗发生了,阻止了外国人的前进。京津之间的电报线被切断了,北京的外国人前途未卜,令
人极为关注。6 月10 日,拳民焚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夏季寓所。

6 月13 日,朝廷宣布,由于使馆人员有使馆护卫的充分保护,无需更多的外国部队来
北京。同一天,大量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
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包括那些早期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
仁。6 月14 日,他们数次袭击使馆护卫,6 月20 日,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在天津,拳民焚烧教堂和出售外国商品与书籍的商店,杀死中国基督教徒,并且冲进监
狱,释放狱中的伙伴,他们从政府的军火库中自由地挑选武器。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港口
外军舰上的外国军官决定占领大沽炮台。6 月16 日,他们猛轰炮台,并于一天后把它占领。
同时,受阻无法到达北京的西摩尔分队决定杀回天津。

此时,端亲王和刚毅主张全面进攻公使馆,是洗刷半个世纪以来国耻的惟一方法。在这
一点上,太后同意了。6 月16 日,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研讨是战是和。
太常寺卿袁昶谨慎地反对与公使馆公开为敌,他指出拳民刀枪不入是假造的。太后打断了他,
并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
失之,何以立国?”会议未作决议,但发布了招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6 月17 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命令通知外国使节,如果他们的国家打算开战,
他们就得回国。6 月18 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了,还是没有做出决定。第二天,一份来
自裕禄的迟到的报告说,外国人要求大沽要塞投降。太后认为战争已正式爆发,于同一天召
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清廷宣布与各国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心借助拳民同列强开战。许景澄
(1845—1900 年),前驻俄使臣和吏部侍郎,受命通知外国使节在中国人的武装护卫下二十
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对拳民从无好感的光绪皇帝握着许景澄的手,喃喃而言道:“更妥商量。”
太后立刻叫道:“皇上放手,毋误事。”6 月21 日,裕禄的另一份奏折到了,言词模糊但相
当赞许地摹画了在大沽和天津的前三天的战斗。信心来了,那一天,朝廷向外国列强宣战。

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
太后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作出了三
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1)废除了科举考试;(2)建立了现代学校;(3)派送学生出国。
除了太后没有诚意之外,歧视汉人和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得计划没有效率,重要职位越
来越多地授予了满族人。例如,督办政务处虽然有三名汉族和三名满族主管。由满族人荣禄
控制,而新成立的外务部被置于庆亲王的领导之下,而他还控制了练兵处。这种一边倒的职
位分派,在汉族老政治家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 年及1902 年死后变得更为明显,改革
的成功前景更加遥远了。
……
第十八章425426 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重点讨论1895—1911 年

晚清是一个大转型时期,其变化的步伐在1895 年以后加快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
前几章所述的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思想、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思想方面,除了今
文经学运动外(见第十五章),一些观点和行为也从根本上重新定位,这是由传统学术的变
动趋势和西方思潮的涌入所引起的。社会方面,个人代替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而买办和军阀两个新兴阶级备受瞩目,同时,城市数目激增。经济方面,对政府财政的批评
增多,贸易逆差加剧,而且外国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的控制加深。中国从来未在如此短
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化。

传统思想的变质晚清思想潮流与清代中期迥然有别,国内起义和外国侵略的双重挑战,
迫使士人重新审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考证学派致力于古文物研究,对为知识而求知的举
动引以为豪。但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他们却演奏着不和谐的音符。两种新潮流日益明显:
“格物致用”(即知行合一)思想的复兴,以及思想上包容与整合的趋势。在外国侵略和国
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道义上有义务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贡献一份力
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
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宋学、汉经、文学
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映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
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转向西方政治改革著作。学术上的广泛兴趣和调和折衷构成了这一时
代的特色。因此,晚清的学术界由一枝独秀(汉学)转向多派并存,由分裂而趋向整合。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晚清士人的学术视野也较以前宽广得多,打破了传统的界限而开始了对西
学的研究。

严复(1854—1921 年)是福建侯官人,他开启了中国努力理解近代西方风气的先河。
少年时,他完全接受国学教育,14 岁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英语、算术、
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机械、地理、天文和航海等多门知识,1871 年以优异成
绩毕业。1876 年被选派去一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并于次年抵达英国,当时正值伟大的思
想家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以他们的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震撼世界之
时。达尔文理论吸引严复之处与其说是他的生物学说,不如说是它所强调的人的决定作用,
及在竞争形势下人的潜在能力之发挥。因此,严复开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审视中国的问
题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因为急于想发现西方、特别是英国富强的原因,严复孜孜不倦地研究了英国的政治体系、
经济体制、社会哲学及法律思想,他最终认为英国强大基础的来源在于“公理日伸”(impartial
justice)。
1879 年严复回国,担任李鸿章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此呆了近二十年,
尽管1890 年被提升为该校的总办,但他从未被李鸿章当作心腹,其海军生涯也从未辉煌过。
而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都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领袖,把日本
变成了强国伊藤博文成为首相,而东乡平八郎在中日和日俄战争中崭露头角,见Edwin Albert
Falk,Togo and the Rise of Japanese Sea Power(New York,1936)。。严对自己无法帮助祖国
深感沮丧,尤其是在中日战争北洋舰队惨败后,严复的许多旧同僚和学生在这一战争中牺牲。

严复开始通过写作和译书来鞭挞中国的软弱,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应是政治评论
家,因为这能自由地阐发其被压抑禁锢的思想。

他大声对同胞宣称:西方发展的关键是“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包括理念和价值
观。使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和富有,是思想而不是军事强权。为了使人民直接了解西方思想,
他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1900
年)、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1903 年)和《名学》(即《逻辑学体系》,1905
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1909 年)、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又译《社会进化简史》)及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即《逻
辑学教程》)。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进化论、自由贸易、社会法则、政府分权等理论。

在其所有的论著中,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人的能量
的不同态度。为了实现人的无限潜力,西方高度赞扬行动、自信、斗争和人的活动;政府和
社会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条件——自由、日益增多的平等机会、自治政府、公众精神、公平正
义——以方便个人内部能量的发挥,并引导他们实现集体目标。政府鼓励而不压制个人具有
积极意义的自利行为,因此公众和个人的利益相得益彰,所以当英国为人类潜力的发挥培育
了思想、价值和提供适当的环境时,当它提高了其国民的才能、智慧及道德水平时,它就变
得富足而强大了。
……
严认为,如果中国传统的维持国内秩序的方法导致了贫穷、无知和虚弱,那么即使这些
方法是圣人之道,也应抛弃。另一方面,他坚持,如果西方的方法能改变悲惨的境况,那就
采用它们,因为知识是无国界的。中国必须改变古制,在近代世界竞争中求生存,中国必须
发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培育广泛的科技教育体制,鼓励民众经济上的私利,并且创建了
一个“合理的政权机制” 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严复对国民所灌输的思想。
……
严复那高尚、深奥、精炼及优雅的文风,深受好评,但却妨碍了群众的接受,其文章仅
仅吸引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他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但
是严复之不朽,在于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他第一次对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
深刻的对比研究,并且对由来已久的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回答,如“什么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
的?”、“西方富强的源泉是什么?”等等。
……
第二十章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推翻满清与帝制的
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
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
在孙的人生观形成时期,夏威夷与香港显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这些地方所目
睹的,以及这些地方与其故乡香山县之间的反差,必然在其年轻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迹。
在他呆在夏威夷的时间里(1879—1883 年),夏威夷虽仍是一个独立的小岛王国,但美国的
影响迅速侵入,为它带来民主观念、现代法律体制、现代学校,以及工业发展的需求。岛上
的进步派其时正倡导推翻君主制,支持美国式民主,而保守派却反对外界的介入与共和主义。

夏威夷历经的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同。尽管夏威夷于1893 年最终成为一个共和国,它
却一直处于美国兼并的威胁之下。1898 年夏威夷为美国兼并。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孙确信
仅仅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情,在此基础之上重建国家,保持民族独立。

463 香港也是一个富有激励与指引作用的地方,英国殖民管理的效率、近代卫生的发展
以及有序的社会运行,均与孙的故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孙追问:为何两地距离仅50 英
里却判若天壤?及后,他发现省城与京师比其故乡更为腐败不堪。虽然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仅
数十年,但在中国四千年文明中,却无一个城市像香港这般管理得当,这种反差在孙的心中
点燃起了推翻无能的清廷的强烈愿望。

但是,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具有很大的“策略灵活性”,而且“熟于同时矢志于两个
矛盾的目标”。在1894 年前,他一面计划推翻满清王朝,一面还考虑将改革作为拯救中国的
可行手段。受著名报人王韬以及自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两位受人尊敬的的改良
主义者影响,孙曾抱有加入改良派阵营的想法。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也无传统科举功名
的农民后代与基督徒,孙明确地意识到,他是一个为传统社会核心圈所拒斥的“外人”,但
是,加入士绅改良派的阵营可以帮他挤入当权派的精英之中,于是他决定接近士绅改革的象
征人物李鸿章。

1894 年夏,孙与同伴陆皓东北上观察京师局势,并试图面见李鸿章。孙在一封信中向
李建议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大、富足,是因为它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
畅其流,而并非是靠舰船大炮获得的,所以中国应靠普及免费教育、指导就业、提倡科技与
农业来发展人才。他自称是一个游历海外并学习过外国语言文学、政治、数学与医学的人,
并说:“吾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 但是,李当时受中日战争缠身,所以
既没有接见他,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失望加上亲眼目睹北京满族政权的衰败,
更坚定了孙推翻满清王朝的决心。
……
令人诧异的是,这时绝大多数革命党人认为袁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只有他才能使国
家免于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并不主张妥协,但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
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出任总统。此外,孙还为其部属而感
到苦恼,这些人无视其三段式的革命程序,也无视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仅强调排满的
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心境下,加上认识到袁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有意急流勇退。他幽默
地向袁解释说,他之所以接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目的是为了将正式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
但袁仍愤愤不平,命令手下四十多名军官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同时,他还借口募集军
费以与革命军交战,从无助的清太后那里榨取了8 万盎司的黄金。
……
第五编主义与抗战1917—1945 年

第二十一章思想革命,1917—1923 年
……
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
胡适创见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评价传统伦理和理念的主要方法。在
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这种态度明显是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
儒家与近代世界中的现实毫不相干。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汇,而他的追随者
则疾呼“打倒孔家店”。

如果说胡适反对的是儒家,那么他所提倡的则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从
实用主义出发,他提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验和解决,逐步地改造社会。在他的支持
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因为两个“先生”都来自西方,因此
他提倡完全西化,“到西方去”是他的要旨。
胡适自己的话是对其哲学的最好解释。他说: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新思潮对
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
理的工夫。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Tse tsung Chow,219
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可能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
是内容,坚持认为文言文死气沉沉,这种死的语言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文学。他建议用白话
文来写作,并且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清晰、有活力的文体,这种文体立即为自由而有前瞻性的
人所接受。他建议学生避免用典、陈句和骈体;避免模仿古人;要以真意义、真内容、真感
情来写作。
……
从历史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1902 年废除“八
股文”后,中国学生缺少可仿效的明确样板,在追求新鲜异常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被梁
启超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吸引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他们很快便追随
新的潮流。

1918 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
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由胡适主编。在内
的许多其他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和儒家——发动了
全面攻击。这些杂志嘲笑旧的思维方式、旧习惯、官员对个人的忠诚、孝亲、迷信、男女贞
洁的双重标准、大家庭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君主制度和军阀主义。他们批评对国粹全盘
的接受,并要求对所有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创造新文化。他们津津乐道于科
学、民主、科技、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

这些杂志都是思想炸弹。在中国,有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探讨
和争论,中国的青年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期新杂志。1919 年,杜威访问中国时就评论道:“世
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
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
维护已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这种社会和思想的
酝酿,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
……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
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
下,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将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原因归咎于西方的物质主义,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
络——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
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
1919 年5 月1 日至1921 年7 月11 日,杜威与妻子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
作了多场公开讲演,内容包括: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自己关于教育、思想方
法和道德的理念;他对当时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即伯格森(Bergson)、罗素、詹姆斯(James)。
他演讲的厅堂总是人头攒动,包括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杜威告诉听众:“(如果)没有一场基
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
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杜威讲解
的哲学和社会理念,在美国学生听来一定会感到枯燥无趣,但中国青年学子却热切恭听,对
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的描述到:“这里求知若渴——我确信,在世界上任何其他
国家的青年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从1920 年10 月到1921 年7 月,罗素在中国居留了大半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他也
作了一系列公开讲演,但内容要旨却与杜威的大不相同。罗素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
没有告诉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来适应现代世界,相反,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对生活静谧、人
道、忍耐与和平的看法。他说,尽管儒家中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比起西方倡导的爱
国主义,则危害较少”。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深受道家“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吸引,这很接近他的理念:“推进创造冲动,消除占有欲望。”他
歉意地评价道:“至于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操,区别是我们在坏的一面,因
为我们精力更充沛,所以每天犯下的罪恶更多。”罗素讲演内容的本质,是西方应该学习中
国“正当的生活观念”,而中国应该“获得西方的知识,但要抛弃机械主义的观念”——意
谓把人当作原材料,用科学的操纵方法来塑造。

罗素的建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急于成为现代人,盼望成
为爱国的、民族的、积极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和平的、孝顺的和消极的。他们更急于摧毁儒
家来推进西化,而不是教导西方如何获得中国人有关生活的人道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是妨碍
中国人努力仿效前进的、有活力的西方的枷锁,为了进步,必须抛弃它。在向西方式变化的
速度和节奏中,没有为儒家昔日的静谧留有余地。
……
第二十二章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为有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振奋人心的列宁主义
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进一步增强。莫斯科急于要赢取友谊和树立新形象,两次宣布——1918
年和1919 年通过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 V Chicherin)于1918 年7 月4 日和副外交人民委
员加拉罕(Leo Karakhan)于1919 年7 月15 日宣布。——愿意放弃旧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和
利益。尽管在1920 年的时候,苏维埃的立场有些改变,并且建议通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
——作为赢取中国承认的方法——但苏维埃的举动最终还是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不仅
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而且与傲慢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完全不同。

在这种友好示意之外,还有那振奋人心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宣布,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当资本主义到达顶点时,正如19 世纪晚期和20
世纪早期那样,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场,以销售过剩产品及购买原材料。此时,资本主义国
家间的相互猜忌与竞争,必将导致冲突和最终灭亡。因此,亚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
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加速摆脱外国枷锁。列宁主义的理论,给中国知识分子
提供了慰藉,因为它不仅谴责西方应为中国的苦难负责及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而且也在
世界革命中给亚洲一个席位——反驳了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立场,坚持认为世界
的问题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来解决。

事实上,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苏维埃政权的主动示好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
成功,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开始大量涌现,以追求知识和
言论自由而著称的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早在1918 年中期,图书馆主任李大
钊便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称赞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要,是一种“伟
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预示中国将经历一场更伟大的再生革命,并于1918 年秋
创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1918 年11 月号的《新青年》上,
撰文庆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又于1919 年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他在图书馆
的办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红楼”的名称,年轻而热切的追随者经常到这里来拜访,包括他的
学生瞿秋白和张国焘,以及他在图书馆的助手毛泽东——这几个人注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未来领导人。
……
第二十三章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 年
……
交通改善交通体系是国民政府的另一项建设性成就。1928 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
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最突出的工程有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在1934 年延伸到西安,1935
年延伸到宝鸡,1936 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
一套渡轮体系,将京浦铁路和沪宁铁路连接起来,1937 年在钱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将
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连接起来。可与这些全国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
小型工程。从1928 年到1937 年,铁路网络从8,000 公里增加到13,000 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筑,因为公路成本较低——大约是铁路成本的二十分之
一。1936 年,公路网络总长度为115,703 公里,而1921 年仅有1,000 公里。

现代航空也起步了。1930 年筹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联合投资,在上海和成都、
上海和北平、上海与泉州、四川与昆明之间开通了四条航线。第二大的是中德联营的欧亚航
空公司,在1931 年开通业务,经营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广州、北平至兰州和西安至成都的
四条线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当局创办于1933 年,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内通
航,并经营两广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线。

在这十年间,邮政和电讯有很大的改善与扩展。1921 年邮政局的数目不到一万间,邮
路总长40 万里。到1935—1936 年,邮政局增加到了14,000 间,邮路总长584,800 里。
在军阀统治时期遭受严重损害的电报线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扩建;到1936 年,电报线路
总长达95,300 公里。同时,长途电话线路从1925 年的4,000 公里增长到1937 年的52,
200 公里。

工业发展人们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虽然丢失了东北,
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对这个枢纽港口的外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重型机械的进口却从来
没有减少。在1927—1937 年期间,工业设备的进口总计达五亿元,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标
准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在工
业化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面粉制品、钟表、水泥和化工制
造等领域还是出现了颇大的进展。

570571 教育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
重组合并成了13 所国立大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5 所学院
和9 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燕京大学、
东吴大学、上海大学、岭南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全是教会学校。,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
备。在20 所私立大学和33 所私立学院中,1934 年和1935 年有32 所获得了资助,1936 年
有40 所获资助。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到
1937 年,有2,042 所中学、1,211 所师范和370 所职业学校,就读学生达545,207 人。

新生活运动为了实现恢复民众道德素质、实现思想觉醒的目标,国民政府于1934 年发
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
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学者和官员被督促去研读19 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著述,培养精忠报
国的精神。虽然年轻一辈人并不把这些老派的价值观当一回事,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妇孺
皆知的笑话是它告诫行人应靠街道右边行走。据说山东省省长、军阀韩复渠批评说:“要是
每个人都靠右走,那谁走左边呢?”但新生活运动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如体格健壮者接受军
事训练和在学校开设军训科目等,确实造就了某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
作为的情感。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
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
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失误,部分是由于北伐以后与“新军阀”的妥协。急于
迅速取得胜利而统一国家的蒋中正与比较“进步的”军阀谈判,接纳他们加入政府。这些军
阀对民众的利益和农民的苦难漠不关心,进入国民党统治层之后淡化了该党的社会意识。此
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本身也与土地利益联结在一起,因此并不急于开展任何
将危及他们地位的激进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
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
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正是这些人——军阀、将领、官员、
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国民政府不能采取所宣扬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
在许多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农民已经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难,
因此要他们再等待一段时间并无所谓——让他们等到政府解决了更为紧迫的内忧外患问题
时再说好了。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以下的事实同样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漠不关心:国民政府
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
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
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或许压根就不关心或理解土地问题的严峻。

在1928—1935 年间,国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关税,17.13%取自盐税,9.16%取自商业
税。然而,这笔总收入只能支付80%的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军费(40.3%)和债务(25%
-37%)。在这些年里,政府从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
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
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综合地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
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绥靖了新军阀和派系政客,并与他们达成了可行
的协定;将共产党逼到了西北一角;训练了一支德国式的中央军;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领域里
开展了某些现代化规划;与各党各派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粗浅的观察家可能会
说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
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 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
革,国民政府到1937 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
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借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 年的六年“训政
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
价,拖延独裁专制期限的伎俩。

我们所回顾的这十年可以用一个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外强中干。

第二十四章中日战争,1937—1945 年
……
这个拥有自己的人口、政府、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卓越的领导层的“另一个
中国”之存在,吸引了外国人的好奇心,他们想亲眼一睹这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底与国统区
有什么不同。结果,一些外国来访者进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并报道了他们的发现。
1936 年7 月,斯诺(Edgar Snow)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此前他曾把中国
的共产主义描述成一种“农村共产主义”,但在他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交谈后,他认为中
国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斯诺批驳了所谓中共不过是从属于莫斯科之傀儡
的看法,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他的《西行漫记》是
一部经典性的新闻体著作,它曾对美国大众关于红色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部
书中,斯诺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俭朴的爱国者,而国民党人则是腐败的不可信赖者。他的妻子
在比较国共两党时则更为坦率。她曾于1937 年访问了延安,并把这次旅行说成是“一次发
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类的旅行,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
之心脏地带创建一个新世界”。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极
富人情味”——这种性格特征“深深地”感染了她。她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更像我
们(美国人)”。他们正“通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并试图
成为他们自己时代的主人”。她赞扬中共努力“摧毁封建主义及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并断言
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同我自己一样的那类人”。

600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这些来访者包括阿特金
森(Brooks Atkinson)、贝特兰(James M.Bertram)、毕恩来(T.A.Bisson)、卡尔逊(Evans
F.Carlson)、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贾菲(Phillip J.Jaffe)、
赖朴吾(Ralph Lapwood)、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Edgar
Snow)、海伦·斯诺(Helen Snow)、斯坦恩(Gunther Stein)、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和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等人。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
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
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
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
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生活》(Time 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
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 年
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
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
任人惟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
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一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
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
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
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美国记者们出于偏向穷人敌视富人的态度而觉得共产党人是一些比国民党人“更好的”
或“不那么坏的”人。这些记者来自一个习惯于憧憬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等理想的社会,故
他们期待着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断升级的改善。因此,与中共的价值观相比,国民
党的传统价值观不太适合他们的品位,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乐观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唯物
主义则与他们产生了某种共鸣。同上注,345 346。在记者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像
是“超人”,犹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们与中共的相遇被说成是“令人诚服的”,而他
们与国民党的相遇则是“令人讨厌的”。

根据外国来访者对边区的观察,他们对这里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式、民众之参与
政治进程,以及公民权的扩大等事物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们认定红色中国称得上是“一种民
主制度”。他们描述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改革家和爱国者”或“农民改革家”,实行着“代
议制民主”、“农村或农民民主”或一种“有效的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乃“农村改革家”
及有别于苏联共产党的说法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普遍。

如同人们意料的那样,蒋中正叱责这些报道“不公正……带有偏见”。毛泽东也驳斥有
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向外国记者澄清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也永远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者。
斯诺据此报道称中共的改良主义倾向“仅仅是一个非常暂时的事物”,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建
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尽管有毛泽东的抗议和斯诺
的报道,那种中国共产党是“农村改革家”的形象还是无法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国观察家自然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联系的问题感兴趣,但他们只发现1937—1938
年间有一个塔斯社记者在山西,1944 年夏有三名苏联人在延安(其中两人是塔斯社记者,
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西方记者很满意地看到那里没有
什么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确实,毛泽东在1945 年4 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
中国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来建立,正如苏联的制度是根据俄国历史建立起来一样。
……
在1945 年7 月16 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
一枚内向爆炸型的炸弹,称为“胖男孩”。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
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总统“因它(这个消息)而胆气大壮……并称它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
心”。丘吉尔以诗一般的华丽语言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
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
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坚持说苏联的参战将更
快地结束战争而相应地减少生命牺性。无论如何,当时存在着一种固执的感觉,苏联对东北
的控制无法阻止,除非美国愿意以战争来争夺东北,否则最好还是让苏联作战而赚得他们的
酬劳。

第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

第二十五章内战,1945—1949 年
……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做了些什么?它因所做事情而犯的“罪责”或它因袖手旁观而犯的
“罪责”又到底是什么?首先必须声明,当杜鲁门总统于1945 年12 月派马歇尔来华时,他
非常明确地表明,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将以国家统一的实现为条件。马歇尔自己也在1946 年
年中一再警告蒋中正,美国不准备支援一场中国的内战,而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
崩溃。当蒋不听这些警告一意孤行地开战之时,木已成舟矣。

华府的主要错误,是未能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它既没有声明脱离与国民党政权的
关系,也没有使自己从中国完全解脱出来,而是执行一种部分撤离和有限援助国民政府的方
针——诸如在1947 年10 月提供2,770 万美元经济援助和成立一个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的
小型军事顾问团等。这种听天由命的政策,促使蒋在华府的朋友及“中国游说团”活动,阻
挠欧洲复兴计划,以便倡议一项富有意义的援华方案。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向中国提供更
大援助,并嘲笑美国要求国民政府在打一场内战的同时实行改革的压力:“这两件事是不可
能同步进行的,就如同在一所房子被火焰吞没时,要求改变这所房子的结构式样一样。”
……
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
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30 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
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太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在1948 年春季以前,美国积极的武装干涉可
能会暂时延缓共产党的兴盛,但绝对不能永远地制止它。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
的佩弗(Nathaniel Peffer)教授。的观点,这样一种干涉将要求投入15 万美国军队,当然
根据日后韩战和越战的经验,一百万或两百万似乎更实际。接着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美国
国内已确定了部队复员和回复正常生活秩序之时,美国军人能在中国驻守多久?

就事实而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想卷入中国的内战。华府明确地声明,大规模的干涉“既
不可行也不可望”,因为它将“要求我们(美国)参加这场内战,并担负起指导军事行动和
行政管理的责任。”中国的战略价值未能支持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介入决定,即使苏联有可能
控制中国,也不能改变华府的立场。华府觉得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虽然不合意但还能容忍,
因为中国人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在几年或甚至几十年内构成威胁。调停的失败使美国人别无选
择,只得接受中国局势的现实。
……
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
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 年,国务卿赫
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大国。

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
(Joseph Gre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
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1945 年春,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
(James Forresta1)直截了当地询问国防部长史汀生:“我们针对苏联影响远东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对抗这种影响的抗衡者?这个抗衡者是中国还是日本?”当时没有作
出任何决定,但根本的问题仍然摆在美国的东亚政策制定人面前: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
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
撑者。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在1945 年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坚持占领日本应
完全由美国来操办,而不应与苏联或其他大国搞什么分区占领。

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
而友好的中国。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苏联渗透的
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
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之政策。正如国务院在
1945 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
一个庞大的市场。”事实上,早在1939 年,财政部官员便恬不知耻地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
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
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
的大好市场。”

正是出于这些理由,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租借物资、“货币稳定”贷款和一些其他形
式的军事和经济贷款。华府把这些贷款当作是阻止中国的“失败主义者”叛变投日,并鼓励
中国努力作战的一种手段,这样就能把相当数量的日本军队钉死在大陆,以免他们调往其他
地方与美国人作战。

华府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向来评价不高,只有战争初期例外,其时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进
攻,而同盟国却在日本皇军面前接连打了败仗。1943 年年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中国
的能力时总结说:“我们感到,目前最多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有能力进行防御性
作战,且只有在(美国的)空中支援下才能作战。”此外,财政部长摩根索
评价中国负责金融的官员“全是一帮窃贼”,杜鲁门后来也把国民党领导人说成是“贪污盗
窃分子”。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五角大楼认真地考虑把中国当作一个美军向日本本岛发起进攻的部
队集结地区。但是,这个战略随后受到了质疑,并在1943 年11 月的开罗会议上被否决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在1944 年明确指示史迪威,中缅印战区的作用是将日本军队从
美军的中南太平洋战场分散和撤走:“虽然通过在亚洲大陆与日本决战,可以完成击败日本
的目标,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去打败日本。”显然,美国想要避免在中国与日军展开陆战,
那样做胜利的代价将是以人力而非物力来衡量。正是这种意愿构成了战争期间美国在东亚政
治和军事战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它也是美国努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力邀苏联参
加对日战争的原因。此外,美国人也意识到,蒋正试图将美国军队拖入他与共产党的内战。
史汀生宣称正是“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打死我也坚决不干”。

恐惧卷入中国的纠葛,促使美国在国共争端中采取调停的策略,以平息政治上的纷争。
与此同时,华府强烈地敦促蒋革新他的政府,以求通过改革来挫败共产党。但是,蒋不仅拒
绝听取建议,而且还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解决政治上的纷争。美国在华观察员非常
现实地警告华府,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内部深刻的问题,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国民政府无
法承受这股冲力;国务院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大胆宣称,他们相信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而
是由共产党掌握着。1945 年4 月,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美国应继续支持蒋,因为他仍然
“代表着统一中国及使中国免除战乱的最佳希望”,但如果“现政府之权威发生可能的崩溃”,
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利益便要求“保持与其他任何更有前途的领导集团进行合作的灵活性”。6
月,国务院在一份政策报告中建议保证中国统一时,丝毫没有提及国民党或蒋;只是希望有
“一个有力和稳定的政府”——一个将“保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的政府”。在1947
年初召回马歇尔后,华府全然放弃了对蒋和国民党的指望。由于欧洲是美国的首要考虑,太
平洋第二重要。也是美国将投入其主要人力和财力的地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援助次序表上
充其量只占据一个第三的位置;事实上,到1947 年5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
在了应给予援助之国家的顺序表中相当低的地位”。到1947 年下半年,美国已决定将日本重
建为美国在东亚势力的重要基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重建日本比起在中国实施干预,所需
投入的资源将少得多,且显得有更多的成功把握。这样,日本便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之利益的柱石。

美国在中国的调解没有赢得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好感。国民党指责华府毁坏了他们摧毁
对手的最佳时机,而共产党则抨击美国表面上装作是中立的调停者,实际上却支援国民党。
由于蒋追求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丧失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之支撑点的机
会。他没有像美国人向他建议的那样,通过改革来巩固现有的地位及打击共产党;相反,他
采取了一项使战后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的策略,并为共产党夺取胜利打开了大门。
蒋设想美国人将不会容忍共产党做他的继承者,但美国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指示可真切地促使
他相信:美国不会抛弃他的政权,即使代价大得难以承受。

美国在中国的冒险事业,不仅未能达到利用国民政府来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目标,而
且还疏远了共产党。美国没有能力正确地评估中共在战后世界的力量,也没能与他们建立缓
和关系,削弱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这反映了一种判断失误和“在中国丧失了机会”。从根本
上来分析,美国的失败源于它没有能力跨越其目标与中国现状之间的差距。

第二十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
中国和苏联在革命经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许多特殊性质。首先,领
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是一批获得农民阶级广泛支持的职业革命家;而在苏联,给予职业
革命领导人以决定性支持的是城市工人。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纯
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经验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
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领导人坚持称,虽然他们在社会背景方面称
不上是无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却是无产阶级。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
为中国并不存在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于是,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替代了
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中国要从这个阶段进入一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再进入社
会主义阶段。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个阶级将共存共处,允许民主党派活动,尽管其活动方式
很有限。与此截然相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存在。

第四,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在农村,而且经历了长期的奋斗才取得胜利。苏联
革命的特征则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罢工、怠工和起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比中国革命短得多。
中共革命的成功促使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经验将为亚洲提供一个革命模式。这也就意味
着苏联模式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只是一种欧洲革命模式。中国方面的这种理论对中苏关
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的观点甚至认为这种理论不期而然地鼓动了东欧卫星国主张“不同的
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十七章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
尼克松—基辛格的世界观是现实政治的产物。它假设战后以美苏霸权为特征的两极化状
态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十年乃至20 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世界上将存在五个力量中心:美
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中只有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中国
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苏联卷入了与中国的敌对,主动权就转到了华府
一边。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核对抗的可能减小,这使美国的地位得到了
加强。此外,美国与日本和西欧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此,美国只要能打开中国的“大门”,
就可以开创一个外交新时代。自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更容易地遏制苏
联,而经济上强大的日本则能抗衡中国。在这样一种“新颖的”外交格局中,美国将独占鳌
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对于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攻势来说,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早在1969 年1 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总统就提出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思想。两
星期之后,他指示基辛格博士研究追求和解的途径。然而几次向中国大使建议重开华沙谈判
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中国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个建议。中国方面很谨慎,他们在等待美国政
策变化的更明确迹象。尼克松总统在1970 年10 月欢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Nicholae Ceausescu)的宴会上,随后又在1971 年2 月的《世界形势报告》中,多次使用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红色中国”)的说法,以此来表达他的愿望。齐奥塞斯库向北
京转达了美国希望开展对话的秘密信息。周恩来随后公开地表示尼克松使用了中国的“恰当
名称”。与此同时, 1970 年10 月,在一次公开的检阅典礼上,中国策略性地安排到中国作
为期六个月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之间的
问题只能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他将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是以总统身份还是旅游者身份。

不久后就有了“乒乓外交”,周恩来热情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周恩来强调民间外交,宣
称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新的一页”,并称“中美两国人民
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尼克松总统迅速作出反应,宣布了放
松对华贸易禁运的五点措施。此后便展开了向中国派遣一名高级使者的秘密动作,因为北京
方面向他保证将欢迎这样一位使者。结局便是7 月9 日至11 日基辛格的神秘访问,以及7
月15 日总统的戏剧性声明,称他已经接受了周恩来总理邀他访华的邀请。这是尼克松总统
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他向人们表明,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尝试着打开中国的大门,并
试图通过北京和莫斯科找出一条在越南达成和平的通道。此外,这次访问将安排向公众作电
视直播,这在大选之年将带来政治利益。但是,总统知道,中国的大门微微张开完全是因为
北京方面的首肯。
……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臻乎完美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的
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
迎的客人。

尼克松在北京尼克松于1972 年2 月18 日前往中国,乘坐的是刚刚油漆成蓝白相间色的
总统专机“七六精神号”。他在夏威夷休息了两天,在关岛过了一夜,然后于2 月21 日飞抵
北京。与他随行的有尼克松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周恩来总理率一批中国要员
在机场迎接他们,但毛泽东没有露面,也没有人群和外国外交使团在场。欢迎仪式适当、正
规,但气氛低沉,略带严肃意味,中国人似乎把这件事当作半官方事务一样对待。在经过了
一万六千英里的飞行之后,尼克松打起精神,面带微笑地走下飞机,伸出手与周恩来进行了
历史性的握手,而这是杜勒斯在1954 年曾经回避的事情。尼克松握手的姿势有力、亲切,
好像是要弥补杜勒斯的不友好行为。随后,总统与其他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伫立倾听军乐队
奏两国国歌,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美国新闻媒体描述十五分钟的机场欢迎
仪式“不冷不热”——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华府与北京之间还没有正
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一行下榻于北京市中心以西五英里处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宾馆。那里悬挂了一面
美国国旗,这是22 年来的第一次。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
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
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
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松“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
“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这个安排标志着毛泽东赞成和解,中国人的那种克制且稍稍僵
硬的态度立即变得热情洋溢起来。

随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国宴。总统热情奔放,周恩来则
是一位诚挚周到的主人。宴会厅里洋溢着亲切愉快的气氛。周恩来首先登上讲台致辞,强调
这次盛会具有史无前例的特性,并强调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呼吁,
在20 多年之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现在应该争取关系正常化了。尼克松显然
是兴致勃勃,在答辞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著名词句“只争朝夕”,并宣称:
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同开始一场新的长征,不是裹足不前,而是殊途同归——实现
建设一个和平公正的世界结构的目标,在这个结构中,所有国家将以平等的尊严站在一起,
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不受外来干涉和控制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
做敌人。我们都不寻求控制对方。我们都不想控制对方。

在谈判间隙,尼克松参观了长城、十三陵、风光绮丽的西湖和上海工业展览会,而他的
夫人则访问了一些学校、医院和商店。在整个访问期间,总统确保让中国方面领会,他对所
见所闻高度赞美,对所受到的热情接待非常领情。尼克松的姿态,如他援引“长征”和“只
争朝夕”等广为人知的词语,在宴会上由衷地迸发出亲切的神态等,乃是蓄意要树立自己的
新形象——他是一位知趣领情的客人,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妄自尊大的外国政要和帝国主义
分子。他的举止被理解为是深思熟虑的动作,旨在显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剥削压迫中国的时
代之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克松的表现值得高度赞扬。

尽管双方的举止温文尔雅,但谈判却非常艰难。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北京经过了
五天的会谈仍未达成协定。直到第六天在杭州西湖,僵局才被打破;访问的最后一天,在上
海发表了一份公报。中方的要求得到较多满足,这得益于他们处在较强的谈判地位,因为是
尼克松前来恢复关系。他们对外界宣称没有作任何让步,但由于他们急于建立中美友好关系,
因此最后的结果表现为是一种妥协。尽管尼克松看起来让步较多,但他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
系,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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