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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陋室 心在现代

2011-11-14 15:03:28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写在前面:2010年,“被上帝遗忘”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迎来了105岁寿辰。这位老人是中国20世纪至今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人格、贡献和思想令人感到可敬。我们特别推出一期专题,向这位世纪老人表示敬意和祝贺,更希望读者能够与周先生一道思索传统与现代等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拜访周有光先生是记者的夙愿了,没想到联系起来会出乎意料的容易。约在上午九点之前到,记者穿过有些拐的胡同小道,登上那个没有电梯的小楼的第三层,走进周老的工作室。第一次看到那个曾经在众多照片上看过的有些陈旧的书架,知道上面摆的是什么书,也是初见的还有那张同样陈旧而且不大的书桌,上面有一把方块形的放大镜。周老在桌前坐定,戴上那副很有特色的眼镜,告诉记者手边的纸是已经用过的,准备在他听不清楚的时候写在反面以便交流。我们的采访从《字母的故事》这本小书开始,话题逐渐从语言过渡到了文化、现代化等。采访中,周老不时回身去书架上指点提到的书,说到高兴处还会用手势和动作配合表述。记者准备离开时,保姆送来了《参考消息》,周有光先生又手拿红色圆珠笔伏案阅读起来。

■受访者:周有光 著名语言学家

□采访者:张春海 本报记者

《出版商务周报》:读《字母的故事》使我觉得您是一位遨游于语言、字母历史长河中的思考者。您是怎么起步写这部小书的?

周有光:《字母的故事》实际上是一本旧文的集子。这本书写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后来出版社党有需要,所以重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民间有一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间有个重要的活动倪海曙。他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和几年都在活动,他创办了《语文知识》小杂志,约我去写关于字母的文章。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需要制定一套新字母,是创制一套还是采用一套,这在当时讨论、争论比较多。我的这些文章系统介绍世界上的字母是怎么回事。我在杂志上连载了关于字母的文章,整合起来成为《字母的故事》,这本小书出版后所受的欢迎出乎意料。

中国以前没有字母学和相关的著作,我在欧洲的时候业余时间阅读了许多有关字母学的书籍,所以写起来并没有困难。这本书出版后,正赶上这样一个机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都在关注拼音方案的研究,对此,这本书起到了参考作用。当年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对这本书表现出了兴趣,专门来找我说要阅读。清华大学研究女书的赵丽明教授,后来告诉我她对语言学这个学科感兴趣,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专业,是受了《字母的故事》的影响。

当年,毛泽东访苏时问斯大林,我们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他,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自创一套字母。从他们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字母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本小书在当时能发挥大作用。当然,《字母的故事》后来就不够了。

《出版商务周报》:所以后来您又写了其他的著作?

周有光:《字母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介绍,相当于学术的科普书。后来我写了《世界字母简史》,再后来又写了《世界文字发展史》。后一部书是被当作大学教科书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修订。《世界文字发展史》是将文字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梳理,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它仍是唯一的一本专著,有外国学者认为写得很好。后来我又写了《比较文字学初探》,这本是从文字理论方面做的梳理。

《出版商务周报》:作为“汉语拼音方案之父”,您将汉语拼音方案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穿梭机”,而从20世纪至今,一直有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想法。您认为在未来拼音将扮演什么角色?

周有光:首先必须指出,我们的文字改革,方向非常明白,不是用拼音代替汉字,而是用以帮助汉字的。汉字会永远用下去。拼音完全代替汉字是不可能的。有人让我猜测哪天拼音完全代替汉字,我开玩笑说等五百年吧。拼音是帮助学习汉字的工具,国内人学、认汉字需要借助这个工具。而在国际上,它又是一个文化桥梁。有外国学者来中国,跟我说有了拼音之后到中国非常方便,不然就麻烦比较多。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几乎是“人手一机”,发短信时几乎都用拼音,短信还可以发到外国去,从这点上也看得出拼音很重要。

明确了拼音是帮助汉字的工具这个前提之后,汉字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地方,可以用拼音替代一下,当然,这是偶然情况。

《出版商务周报》:您对《于丹〈论语〉心得》给以了比较高的评价,而且还提出现代儒学的问题。

周有光:我没有看好于丹的这本书。但是,我认为于丹做了一件好事。有人说她的水平不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坦白一点儿说,作为学者,于丹不是水平最高的,但是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来做这个事情挺好的,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推广到群众中,给我们缺少文化的群众以精神养料。我赞成这么做的方式,至于她哪些地方讲得对还是不对,是可以再讨论的。

《出版商务周报》:您在《朝闻道集》的文章中提到“双文化”、“双语言”等现象,我们中国人应当面对在这样的潮流?

周有光:我在《学思集》文化部分和《周有光文化论稿》中,对“双文化”、“双语言”这样的话题讲得很清楚了。“双文化”、“双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不能不用普通话,也不再只用方言了;不能再只用中文不用英文,这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很多地方都用了英文,打开电视,里面的“CCTV”也不是中文,这就是双语言。

“双语言”,存在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国内有方言和普通话;到国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英文是困难的,掌握中文和英文已经是比较基本的要求了,而双语言就是双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它不符合事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都是空想,不了解事实,学问不是空想,不能这样。

《出版商务周报》:您现在的“自我扫盲”,每天都阅读哪些读物,阅读量大概有多大?

周有光:很难测量阅读量。我每天不能出去活动,出去也都是用轮椅,没事儿干就在家里看书。

国内的朋友从海外、香港等地寄来英文图书、杂志给我看,数量还是相当多的。我每天看的报纸,国内的不止五份;国外的杂志和书都看。基本上是有什么看什么,其中的重点是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这两方面的资料。

《出版商务周报》:去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至今“科学”与“民主”等价值在中国仍有继续提的必要性。您作为经历过“五四”时期的人,怎么看到这笔遗产?

周有光: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仍然缺乏了解。这个运动不是哪一天出来的,也不仅限于北京。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就不断吸收西方的知识和观念。运动一起来,就波及全国许多地方,连我出生的那个小地方都受到了影响,当时我正是从小学到初中的阶段,可见其影响之深。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探索新知识、新思想的标志。这个潮流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是谁能阻止的。“五四”那一天是爆发点,就像海啸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这个运动是对现代化的追求,现在看离目标还远,但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是白话文运动,其中有说国语和写白话文这两方面,今天已经相当普遍,从前则相当困难,因为那时人的思想很保守。当时有件真事,一个北京县区的农民送儿子到城里读大学。这个大学生半年后回家讲了几句白话,他爸爸就不高兴了,说怎么学了半年连祖宗都忘了。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了。

必须看到,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全人类都要顺应。现代化不是谁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共同趋势,而且表现越来越厉害、越鲜明。当前,全球化就是现代化的特征。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们今天离科学与民主这两个目标还远。科学引进来不容易,民主进来更困难,至今仍是一个大问题。美国没有封建的包袱,能选出奥巴马这样的黑人作总统,基辛格这些重要的人物其家庭或者自身就是流落到美国的难民。中国则有很强的封建传统,但是民主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推动民主,我们的整个社会上下都会进步。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个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其中将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7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俄罗斯及巴西“金砖四国”的综合国力作了评估,中国排在第7位。这个报告应该令我们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不要盲目自大。

                                                      (来自: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