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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科普工作者

2011-11-14 15:02:3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日前周有光的随笔集结出版为《朝闻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命题:如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提出与季羡林“河东河西论”不同的“四种文化”论,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学者丁冬赞其文“理性、冷静、中肯、深刻”。网友赞他是“年轻的思想家”。
周有光说,叫做《朝闻道集》是因为他猜想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人老了,只要在临死前明白了真理,也就无憾了。话虽如此,他还在每天看书,写文章。出版社责编对记者说,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本。
科学要用事实说话
南方都市报:《朝闻道集》的文字很清晰简明,像是普及读本。这是不是受了您做语言文字工作的影响?
周有光:不错,我写东西尽量简单明了,预计不好懂的都要改掉。甚至我写的大学课本、文字发展史,我都要改到让中学生都能看懂。我说我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很重要。有些朋友写东西很好,但普通人看不懂,那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南方都市报:年轻时您接受进步思想,仔细研读过《资本论》,但现在您好像对它有不同看法?
周有光:《资本论》影响非常大。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不强迫学生信教,很民主,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看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有困难。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有一种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二战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写起来当然困难。所以国外有评论说,“《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科学论证是要用事实来讲话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中说,“大同”只是一种理想。
周有光:我说,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苏联瓦解后,历史学者经过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
南方都市报:您为何对美国、苏联两个国家的发展史作特别的研究?
周有光:是杂志社找到我写的。中国骂美国几十年又和好,美国究竟怎么回事?苏联为什么垮台了?这些大问题很少人研究,也很少人有耐心去看一本书。杂志社就希望我写一万字,把要点都写出来。我客观地写美国和苏联,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把这些看作是“科普工作”。
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它违反了历史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深层是专制制度。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暖房经济”,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花就蔫掉了。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为了写这两篇文章,我看关于苏联的书有20部以上,美国的也超过20部。其中一半都是国外的书。
南方都市报: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论”,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您好像不同意他的观点?
周有光:那时有个记者采访了季羡林,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有参加讨论。我不赞同。从历史角度来讲,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欧文化,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个系统,不是两个。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后面三个合成一个,那不是完全错了吗?东方西方,是老的讲法,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
南方都市报:您跟季老表达过您的意见吗?
周有光:我跟他是好朋友,但学问不一样。有一次开政协会,我们刚好住在一个房间。我们之间聊天不讨论学问的,因为他的学问我也不懂,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我们没有矛盾,各讲各的。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南方都市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认为中国“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将胜过西方的论调又在涌动。您怎么看?
周有光:我在这书里讲到,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 D 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
我在书里有一个附录《从人均G D 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 D P做了比较,全世界可以分A BC D E五个等级。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D是人均一万美元以上,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国崛起说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均G D P算是最高的,在D,中国的人均G D P只有E.还在第四等第五等,怎么崛起呢?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很高兴,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我是要讲科学的。
为什么把这些数据列出来,因为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有一个笑话,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入美国籍。要考2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三权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我问她,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她说都很好,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她说,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
南方都市报:您最早搞经济的,后来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
周有光: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在大学也是教金融。但业余,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看了很多书,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作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
到了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我改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活一百年遇到倒霉事太多,但我不在乎
南方都市报:您觉得改行改对了吗?
周有光:可以说是改对了。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不太重要了。当时是把这个机构看得很重要。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解放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你年轻,不知道反右的厉害。
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都是被关在监牢里20多年,后来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旧账了。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反右也反不到我。不过到了“文革”,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机构,还是整个下放宁夏。
南方都市报:沈从文是您的连襟,他当时处境怎样?
周有光: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解放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较害怕。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他这个人了不起,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他无所谓,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刚好做研究。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自学成才,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
开始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接触很少。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往来很愉快。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他是个文人,不了解政治,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
南方都市报:您的处境要好些?
周有光:我跟他不一样,我可以说是新社会的青年。我去美国前就倾向共产党了。为什么我们这代青年倾向共产党?因为当时国民党是独裁的,共产党是提倡民主的。我一早就认识周恩来。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合作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周总理当时任副主任,每个月开座谈会都请我参加。因为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每次座谈会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我们当然认为,共产党建设的新中国当然是走民主道路的。
现在很多青年问我,你当年从国外回来干嘛,我们今天还要出去。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们是经历过日本侵略的,所以非常爱国。那时回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从美国从英国回来的人很多。50年代开头几年也是很不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心态乐观?
周有光:一个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我侥幸活下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宁夏,造反派进我家里,把东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开阔。生活要有规律。我不抽烟,不喝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

本报撰文本报记者 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