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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绎》序论

2018-09-06 16:13:46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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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附近)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岁。


他幼年孤苦,但从小就爱好学问。当时鲁国虽然不强,但文化气息却极浓厚,他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早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


他长大后想学以致用,曾做过管理粮食账目和牛羊畜牧的小官,也做过鲁国的小司空、大司寇,负责农工、司法行政的职务,但时间都不长。后来他离开鲁国,游历齐、宋、卫、曹、郑、陈、蔡、楚等国,看看是否能被任用,以便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可惜道术不同,事与愿违,他在经历几次危难之后,不得不又回到鲁国:一方面整理文献,从事著述,修订《诗》《书》,编次礼乐,撰写《春秋》;一方面开创私学,广收门徒,以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主张有教无类,顾及因材施教,不但重视学识的充实,而且也注意品德的陶冶。他的学生前后一共有三千人之多,杰出的有七十二人。因此,他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虽然全书只有一万五千多字,但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且得到很多关于为人处世、求学做事的宝贵教训。这些教训两千多年来只要是读书人,甚至是不识字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可以说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奉为治国修身的圭臬。尤其从宋代朱熹以后更是家传户诵,成为我国人人必读的文化遗产。即使到了今天科学文明日新月异,但《论语》这部书仍然历万古而常新,不失其时代意义。有人说它是我们国人的“圣经”,实在很有道理。




《论语》这部书的命名,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有“论纂”“编撰”的意思,“语”是语言,指孔子所说的话。许慎《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一书,有孔子的直言,也有他与弟子及时人的论难之语,因此,也可以说,“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编纂起来的意思。


《论语》固然不是孔子亲自编撰的,但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弟子所编撰的。因为它集合很多片断的篇章而成,前后篇章的排列次序往往没有什么关连和道理,文字和内容也有些重复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弟子各有记录,后来才汇编成书的缘故。但究竟是哪些弟子所编撰,却无法确定。另外,从《泰伯篇》第一章等篇章看来,《论语》中不但有孔子弟子的记录,而且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曾子、有子,甚至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都可能是某些篇章的记录者。据柳宗元《论语辨》的推断,最后编定《论语》的人,应该是曾子的学生。


我们可以这样说:《论语》这部书,在春秋末期已由孔子弟子开始记录,但到编辑成书时,却已是战国时代的初期了。一九七三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的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残本,虽然研究者对其著成年代的看法颇不一致,但认定它成于战国至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年)之间,则不成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可以说已大致成形了。


《论语》传到汉朝时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不同的本子。篇数、篇目和编次都不尽相同,文字也有一些差异。西汉末年,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把《鲁论语》和《齐论语》融合为一,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篇目则以《鲁论语》为依据,号《张侯论》。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以至我们今天通行的《论语》本子,基本上都以此为依据。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主,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作《论语注》;此后,魏代何晏的《论语集解》,梁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书在注释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是阅读《论语》时,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南宋著名的词人辛稼轩曾有《读语孟二首》:


(一)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语无生更转诬。


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


(二)


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


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


把《论语》《孟子》比成太阳和月亮,可见他对《论语》《孟子》之推崇备至。他的这些话,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可是,我对佛经与道书的看法,却与稼轩不一样。我一向认为儒、道、释三家各有各的价值,尤其是《论语》《老子》《六祖坛经》三书,更是想认识我国历史文化的人不能不读的三本“圣经”。大体而言,《论语》教读书人如何进德修业,《老子》教统治者如何清静无为,《六祖坛经》则教万方俗众如何明心见性。我以为这三本“圣经”,它们说教的对象,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但它们为人揭示安身立命之方,则无不同。因此很久以来,我早就想为此“人生三书”作一些推阐评述的工作,还曾经用稼轩韵写过这样的一首七绝:


圣经何必分先后,大道从来不可诬。


我自瓣香三教在,参禅学老更崇儒。


因为有此信念,所以我在一九八○年前后,曾应《台湾新生报》石永贵社长之邀,以白话译解《论语》全书,在该报连载,后由该报出版,书名即定为《白话论语》。由于得到当时台湾省政府及若干县市政府的推广,作为社会公益书刊发行,几年间竟然印行近百版之多。到了一九八三年秋,还由台北市政府将拙著与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合编印成《论语中英文合订本》,分送台北市各国际观光旅馆,供旅客参阅。我虽然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版税,但作为该书的译解者,仍然觉得受到莫大的鼓励,因而更坚定了我要完成译解“人生三书”的想法。


不过,从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因为参与中正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后来又出国长期在海外讲学,工作过于繁忙,这个愿望不得不中途停辍。一直到一九九九年秋,自香港退休返台,才又提笔继续这“人生三书”的撰写工作。


首先,我修订《白话论语》一书,增订后易名为《论语新绎》,交给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并曾作两首诗来表达我当时的愿望:


(一)


向来我亦圣为师,论道参禅未是痴。


最爱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咏归时。


(二)


敢言译解费功夫,但愿人人识正途。


忠恕终归仁一字,请从平淡契真吾。


我认为要译解“人生三书”,当然应该先从《论语》开始;要重新阐述《论语》的道理,当然要先从读懂《论语》、明白它的文字开始。




《论语》是语录体,对古人来说,虽然明白如话,但对现代一般人来说,毕竟已是两千年前的古语,并非人人所能阅读。即使有前人的注解,但同样是文言,对一般读者不一定有多少帮助。所以用白话把它译注出来,这种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不但《论语》如此,《老子》《六祖坛经》如此,恐怕还有很多其他的古书,也需要如此。


我用白话译注《论语》这部书,就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译文力求浅白,注文力求简明,同时采用直译的方式,尽量照原文的句型逐字逐句译成白话,希望读者不但能了解原文的大意,而且能明白每字每句的意义,借以提升初学者阅读古书的能力。例如《为政篇》第四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假使要求简练,可以译为“我十五岁立志求学”,但我却直译成“我十又五岁就有志于求学”。目的就是在于使读者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明白意义。


当然,书中有少数不易直译或不便直译的地方,只好采用简译或其他的方式。例如《为政篇》第五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几句话,直译应是:“死了,埋葬他们依照礼制,祭祀他们依照礼制。”但为了照顾全文不致过于累赘,所以改译成书中现在的样子。又如《为政篇》第二十二章“大车无,小车无”这两句话,实在不易直译,所以只好先译为“就好像大车子没有,小车子没有”,然后加注来补充说明和的读音和意义。书中引用《诗》《书》等古书的地方,也都用这个办法。像这类没有直译的篇章,为数并不多。


其次,对于历来有歧说异义的字句,通常采用其中一种比较可取的说法,直接译成白话,不另说明。例如《为政篇》第十六章“斯害也已”这句话,有人(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把它译成:“(这种)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这是把“也已”的“已”,看做动词,作“止”解。事实上,《论语》书中如“好学也已”等句,“也已”都作语气词用,而且多作句末助词,以加强语气,本来就是《论语》的特色,所以我不赞成上述的那种解释,译文自然也就采用了另一种说法,但在译文后并不加注说明,以免旁枝蔓延增加篇幅。通常只有在译文采用的说法,和原文的字面意义有所出入,或担心初学者不懂,或跟现代的用法不同时,才会另外加注补充说明。例如《学而篇》第四章“吾日三省吾身”的“三”字,我在译文中采用“三”为虚指、表示“多次”的说法,所以才特别加注解释。基本上这本书的译注,是以“直译”为主,以“注释”为辅。


在“注释”和“直译”之外,为了帮助读者更能了解书中各篇各章的旨趣,在每一篇之前都有介绍全篇的提要内容,而在每一章之后则另加“新绎”,对其字句的音义、写作的技巧以及文字背后的含意等等,作种种不同的补充说明。少数例外,例如《学而篇》第一章对每一字句的析论,例如《微子篇》第七章对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芸”的解说,它们都有示例的作用,也有比较完整详细的说明。


另外,因为时代观念的不同,书中有些篇章恐怕难免会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像《泰伯篇》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阳货篇》第二十二章“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第二十五章“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这些话大概都会有人表示异议。我觉得读书原来就不可以辞害意,也不应该以今律古,所以这种地方,除了在“新绎”中稍作提示、说明之外,都不多加解说,希望读者自己去神领意会。




最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时作对照之用,笔者特地根据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姜可久《四书人物辑略》、诸桥辙次《论语人物考》以及历来各种孔子年谱资料,新撰《孔子年表简编》一种,作为本书的附录。所谓“简编”,就是不求周全的意思,目的不过是方便读者对照参考而已。它也像本书的其他部分,我都曾做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书中一定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希望读者多多指教,以便修订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