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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新绎》序论

2018-09-06 16:15:5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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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一书,妙不可言,真非常道;老子其人,犹如神龙,真非常名。


《老子》一名《道德经》,是认识老子思想及道家源流的必读书,也是想了解中华文化的人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历代研读的学者,不知凡几,但对全书五千言的玄言妙论,似乎永远寻绎不尽,无法测其底蕴。它的传本很多,字句颇有不同,加上往往“正言若反”,所以常使读者似懂非懂,无所适从。对于著者的生平行实,也一直难以究诘。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两种帛书本和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的三种楚简本先后出土,更引起中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和关注。对于各种传本文字的异同,经文章句的解释,以及老子思想主张的探索,纷纷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以为这些现象,对于有志研读《老子》的初学者而言,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治丝益棼,不知道该何所抉择。因此,笔者在《论语新绎》撰成之后,马上撰写《老子新绎》这本书。所谓“新绎”者,重点有三:

一、采用直译的方式,逐字逐句,用白话来翻译《老子》的经文。原来有押韵的字句,也尽量求其音节的和谐。这是最贴近原文,也是最容易把握原意的做法。

二、校勘各种传本文字的异同,比较历来各种注家的解释,折中众说,可采者采之,取其长而舍其短,力求简明,以便初学。

三、参考有关的研究资料,对每一章的章旨、结构,乃至修辞以及前后经文之间的关系等等,做一番爬梳整理的功夫。间有推陈出新处,希望对读者有帮助。


为了知人论世,让我们先了解老子的生平大概。 

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苦县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一说在今安徽省涡阳县附近。苦县,春秋时,名相县,原属陈国。厉乡,葛洪《神仙传》作“濑乡”。厉、濑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后来陈国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其地遂为楚国所有,这已是孔子死后的事。所以严格说来,老子应说是陈国人才对;说他是楚国人,那是司马迁根据后来的行政区域来界定的。不过,无论是陈国或楚国,相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都是地在黄河之南,所以说老子是当时的南方人,则无疑问。《庄子·天运篇》记述孔子五十一岁时去陈国沛邑(苦县附近)见老子,老子这样说:“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地域观念非常浓厚,彼此论籍贯时,会有南北之分的。

《庄子》记孔子见老子的事,当有所本,孔子见老子几次,我们不能确定,但说孔子五十一岁去陈国沛邑见老子,则恐非事实。因为孔子从五十一岁起,初任鲁国中都宰,几年间升司空,再升司寇,协助季桓子处理鲁国国政,是不可能到陈国去的。他周游列国,到卫国、陈国等地,是在五十五岁以后。同样记载孔子见老子,比较可靠的资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

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才开始的。在司马迁之前,像《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等,都只称老子或老聃,而从未有称老子为李耳或李聃的,因而有人以为老子不一定姓李(据考证,春秋时代尚无李姓),而应姓“老”才合理。这种推测,虽有道理,但司马迁也必有所据,因而只能存疑。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介绍老子的籍贯姓氏之后,并没有说明老子生卒年代,只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同时用一大段文字记叙了孔子到周王朝向老子问礼请教的情形。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推知老子时代与孔子同时而略早,并且是担任周朝典藏古代图书文献档案资料的史官。古代担任史官的人,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通常服侍在君王身边,不但要有捷悟的文才,而且要有渊博的学识。因此孔子才会去请教他。

孔子去向老子请教的事,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是和南宫敬叔一道前往的。南宫敬叔是鲁国权臣三卿之一孟僖子的儿子,他遵父命去向孔子学礼。可能有些关于礼的问题,需要请教老子,所以由南宫敬叔向鲁君提出申请,鲁君同意,于是“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让孔子和南宫敬叔“俱适周问礼”。由此可见,老子当时已以知礼闻名于世。

我们也知道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据《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孔子是有心用世的人,他除了向老子问礼之外,一定也会请教为政处世之道,所谓“君人南面之术”。

孔子向老子问礼求道的事情,不但《史记》的老子本传及《孔子世家》都有记载,连《庄子》的《天运》《天道》和《礼记》的《曾子问》等篇,也屡有论述。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请教的问题,都与丧礼有关。分别是天子崩、国君薨、送葬遇日蚀以及为父母服三年之丧等等一些比较特别的礼仪。问礼,其实就是问道。问道,其实也与“君人南面之术”有关。据《庄子·天运篇》的记述,孔子和老子见面时,曾如此请教: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句,虽不可解(历来学者多解“奸”为“干”,说孔子周游列国,遍访诸侯七十二君,求为所用。此说颇可商榷,因为孔子当时尚未周游列国),但孔子的意思肯定是说:他研习六经,倡导仁义,自己以为颇有心得,对于古圣先王之道,和周公、召公辅佐的事迹,也深有体会,但是他见过一些君王,却没有一个君王能够欣赏他,取用他的忠孝仁义之道。因此他颇有感慨。

老子的回答,据《史记》本传的记载,摘要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的意思是劝诫孔子:古人之言可采者采之,不必过度崇尚古圣先贤、畅言仁义礼信。同时他要孔子去除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易言之,他劝孔子应当谦下、无欲、清静、无为。这些正好都是与学礼为政有关之事,同时正好也都是《道德经》中主要的思想主张。所以《史记》在本传后马上接着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大概见面之后,孔子对老子的学养非常佩服,所以孔子对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把老子比喻为像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自有莫测其高深之意。《史记·孔子世家》中,还记载孔子辞别时,老子赠言云:“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对于孔子之言忠孝,尚仁义,正名分,寓褒贬,当亦有所规劝。这些话记在《孔子世家》中,想必有其用意。有人以为《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就有师承老子的意思。至于后世学老子者罢绌儒学,学孔子者罢绌老子,那是另一个问题。

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又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有人以为“遂”应为“遯”字之讹,是说老子在周朝衰亡之前,见微知著,先行隐遁而去。司马迁还说老子离开周朝时,“至关”,关令尹喜请他“著书”,于是老子才“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后人对“关”字的解读,有的说是大散关,有的说是函谷关,恐怕都是附会之辞,很可能它只是国境边界的代称,表示老子曾出关赴秦而已。“著书”也可能是老子就其担任周朝史官时,所典藏的文献资料中,撷取一些有关“道德之意”的格言教训,记录下来,留供守关的官长尹喜参考而已。对于传说中的人物,后人好事增益,往往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越说越神奇,老子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马迁说老子出关之后,“莫知其所终”,已经令人有“犹龙”见首不见尾的联想了,底下竟然还有一些文字,说老子修道而寿考,活了一百六十几岁或二百多岁,越说越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敦煌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序》中还说:老子过函谷关,授喜《道德五千句》,西渡流沙,至于阗国,八十余国王及其妃后,并其眷属,周匝围绕,皆来听法。宋代谢守灏还特地编了《太上老君年谱要略》,说老子在伏羲之世,号郁华子,每一时代都有另一称号,到唐代天宝年间,号通玄天师。这已与神话无异。也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怀疑老子其人其书的人越来越多。种种歧异不同的诠释,也就随之而起。

有人说,老子就是周朝与他同时“著书十五篇”的道家老莱子,因为他和老聃同为道家,同为楚国人。有人说,老子就是后来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在东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年)见过秦献公的太史儋,因为他和老聃同是周朝的史官,同样曾经出关赴秦,而且“聃”与“儋”同音通用,因此应该是同一人。以上这两种说法,其实也都出自《史记》本传,但司马迁在记载上述二事时,却都已先注明“或曰”,表示不能肯定。因而后来的学者虽有很多讨论,争议不休,却无定论。

奇怪的是,司马迁虽然于此用“或曰”,表示不能肯定,却又对老子的后代子孙,交代得很清楚。他说:老子的儿子,姓李名宗,曾为魏将,封于段干;李宗之子名注;李注之子名宫;李宫的玄孙名假,曾仕西汉文帝;李假之子名解,景帝时曾为胶西王卬太傅。从此他的后代裔孙,就“因家于齐焉”,定居在齐国了。

司马迁的这些记载,经后人考证,觉得颇多可疑之处。例如:老子儿子李宗曾任魏将之事,是不可能的。魏国之列于诸侯,事在六家分晋之后,那时孔子已死六七十年,李宗亦应年过百岁,如何能任魏将?又,老子的八代孙李解,如何能与孔子的十二代孙孔安国并立于汉景帝之朝?说李解曾任胶西王卬太傅,为何他的后裔就不再列名记叙了?这些问题都让人觉得司马迁写老子其人,写得“玄之又玄”。

因此,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考查,清代学者如毕沅、汪中等的深入探索,特别是民国以来罗根泽、高亨等学者的多方辨证,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才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趋向:认为著《老子》一书的老子,应该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他也是周史官,曾在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三七四年)离周适秦,他也被称为老子。而且,他应是老子的后裔。《老子》一书,应出自其手。然而因为司马迁的记载存在一些年代不相及的问题,所以《老子》一书的作者疑案,还是一直悬而未决,迄无定论。

何炳棣的《司马谈、迁与老子的年代》一文,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他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黄老,曾亲往淄川从杨何学《易》。那时,淄川、胶西是齐地稷下的学术重镇,二地在今山东省淄水附近,司马谈以周秦世宦之裔的身份顺道常去胶西请教时任胶西王卬太傅的李解(太史儋八代孙,参阅上文),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司马迁的父亲是极可能认识老子后代的,他们父子能够获得老子谱系的资料也就无足怪了。后来汉景帝三年,发生吴王濞等七国之乱,胶西王牵涉其中,朝廷下令诛杀三百石以上的有关属吏,李解自然不能免祸。与李解曾有交往的司马谈,为了自保,从此避谈与太史儋后代李解的关系。司马迁也因此对李解之后的老子家谱讳莫如深,只好以“因家于齐焉”一语结之了。司马迁《史记》写老子的生平,写得如此“玄之又玄”,原来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何炳棣教授的考证,言之成理,可以信从。所以《老子》一书的著者,应是太史儋。他也是周史官,著书当然前有所承,可能是他在祖先老子(老聃)原有的文稿上增补成书,我们今日所见的《老子》一书,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至于它后来如何流传,是否经过后人的增补删改,资料有限,已难推论。好在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早已这样说过:“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其人其事虽然难以究诘,但《老子》一书,却历千古而不衰,一直流传到现在。


老子其人,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老子》其书,也予人纷然杂呈的印象。例如书分上下两篇,一为道经,一为德经,究竟何时所分,孰先孰后,便有争论。从战国时代《韩非子》等书的引文看,似乎从战国中期到汉魏以前,多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史记》本传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看起来汉初所见的《老子》,已分上下两篇,和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汉景帝时崇尚黄老,倡立道学,列之为经,“勒令朝野悉讽诵之”,才明确称为“道德经”。到了唐朝,太宗命傅奕注《老子》并作音义,才逐渐改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开元年间,唐玄宗御注《老子》,并颁布《分道德为上下经诏》,从此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才定于一尊。可见《老子》一书的编次并非一成不改,而是迭有变更。其实原始究竟道经在前或德经在前,是不容易确定的;是否著成于一时,出于一人之手,也是不容易确定的。篇幅虽然不长,全书不过五千多字,但其传本的繁多、字句的歧异,以及内容思想的不同解释,真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道经德经孰先孰后的问题,我在经文第三十八章的【新绎】最后,还有一段补充说明,读者可以参看。)

从《庄子·胠箧篇》对老子学说多所引证之后,历代注解《老子》的学者,何止千百家。其中,先秦像《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前者重在阐释“德经”中有关人生及政治方面的道理,后者全用史实传说比附老子的思想主张,令人觉得《老子》一书像是史官呈献给侯王治国安民的南面之术。汉代像出于民间、真伪有待考定的河上公注本,多附会养生安身之言,常有方士术语;而同样被疑为伪书的严遵的《道德指归论》及《老子注》,则将《老子》八十一章改为七十二章,并畅言黄老之术,令人觉得《老子》一书,在道教形成阶段,逐渐和相传张道陵或张鲁所著的《老子想尔注》一样,已由对侯王的说教,转为对道教徒的训诫。其他像魏晋时王弼的《道德经注》,通过玄学家辨名析理的方法,来分析道德等等名词及概念;唐代像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推衍王弼之说而订正其失,这些著作对于后世讨论老子学说的人,影响都非常深远。王弼的注本,还被视为是《老子》古注本中最完备精要的一本书。最特别的是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以帝王之尊,都曾经为此书作注,更证实了《老子》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

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不同,老子的思想主张常因诠释者见解的差异,各有立言之宗,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人以为它是“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因为很多章节都曾谈到帝王“南面之术”,有人以为它讲的是金丹修炼之术、长生安命之说,甚至有人以为它是用兵教战之作、权谋术数之谈。清代以来研究者更为众多,或汇校传本,或讲疏义理,成就固然不让前贤,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则益感纷扰而不知何从。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以后,因避汉帝名讳的问题,被推定成于西汉初年,因而掀起了一阵帛书热,研究老子者,几乎无人不说帛书,它们虽与旧传《老子》诸本同属一个系统,但字句颇有异同;到了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的楚墓竹简本甲乙丙三组,又相继出土了,加上被推定成于战国中期或之前,因而更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颇有些人推定楚简本是老聃之作,是《老子》的原始传本。几十年来,研究老子的学者,可以说完全在帛书本和楚简本的笼罩之下,好像离开它们,就不配谈论老子了。这当然是推崇太过了。比对过旧传本和这些新出土资料的人,应该都会同意以下的看法:要阅读《老子》,应该从春秋古本(源出老聃或其亲传弟子之记录),到《庄子》《韩非子》等战国诸子的征引;汉魏以下河上公、王弼、傅奕等注本,再加上新出土的楚简本、帛书本,互相参校,才可能整理出一本比较完整的“道德真经”。易言之,旧传本和新资料同样重要,二者相得而益彰。不可故步自封,但也不可以趋新而忘本。

因此,笔者很不同意有人根据新出土资料随意改动原来的章句文字,更不同意有人随意割裂原来的经文。笔者以为:河上公本、严遵本和想尔注本,无论著者或著成时代都存在一些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此要谈旧传本或古注本,目前以传世较早而且较为完整的王弼注本为底本最为可靠,以它参校历代河上公、严遵、傅奕等各种注本以及唐代以来的各种新出土资料,应该是比较可取的方法。

经过比对互校,可以发现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傅奕本的章节字句大同小异,非常接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而楚简本、帛书本固为新出土的稀世珍本,但讹误脱漏甚多,可供校勘而不宜定为读本。

至于有人推定《老子》出于太史儋之手,前有所承,后有所订,因而分《老子》为二,一为老聃《老子》,一为太史儋《道德经》,探颐索隐,穷力追新,笔者也乐于见其用心之勤,而祝其早日有成。


很早以前,我尚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就对《老子》这本书发生浓厚的兴趣,曾经受到先师沈刚伯、郑因百等先生的启发和鼓励,想对此书及《论语》《六祖坛经》三本代表儒道释思想的经典著作,逐一整理阐释。毕业后,工作繁忙,因此数十年来,时断时续。一九八六年起,因为几度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得以接触刘殿爵教授,时常听他谈论《论语》及先秦古籍,对他所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初探》一文早已折服,认为可以启我心眼。二○○○年何炳棣教授来香港中大逸夫书院担任杰出学人讲座,听他主讲《司马谈、迁与老子的年代》,更觉得醍醐灌顶。从这两位前辈学者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更坚定我要重新整理《论语》《老子》的决心。二○○九年秋天以后,退休多暇,才开始动笔。在撰写《论语新绎》的期间,曾经兴起仿效古人“论诗绝句”之例,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拟作〈论语〉〈老子〉〈六祖坛经〉三书新绎,题端》:

圣经何必分先后,大道从来不可诬。

我自瓣香三教在,参禅学老更崇儒。

后来在《论语新绎》完稿,交给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之后,又因为受到一些鼓励,遂同时进行《老子新绎》及《六祖坛经新绎》的撰写工作,并作绝句二首《〈论语新绎〉一书撰成,口占二绝》:

(一)

向来我亦圣为师,论道参禅未是痴。 

最爱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咏归时。

(二)

敢言译解费功夫,但愿人人识正途。 

忠恕终归仁一字,请从平淡契真吾。

我以为这三本书不只代表中华文化中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思想,也分别代表古代在上位者、士人阶层以及民间不谙文字者三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追求人生、完成理想的三个指标。我很高兴二○一一年冬终于完成了《老子新绎》这本书,同时又仿论诗绝句之例,配合《老子》八十一章,逐一作《论老子绝句》(参见文末附记)。书成之后,二○一二年二月曾交由学生李荣发主办的天宏出版社初版。现在又获得王荣文先生的青睐,颇事增订,把这“人生三书”全交给远流出版公司(包括之前由该公司印行四版的《六祖坛经新绎》)一起出版,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心愿。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最后,我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经参考过的版本、学者及其著作,举其要,列其目于书后,以供初学者检索参考。同时,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在本文之前,把书中常提到的一些版本简称,先列表如下: 

《郭店楚墓楚简本老子》(简称楚简本)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简称帛书甲本、乙本)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简称王弼本)

《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简称河上公本)

严遵《老子指归》(简称严遵本)

傅奕《道德经古本篇》(简称傅奕本)

《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简称景龙本) 

《唐开元廿六年易州龙兴观御注道德经幢》及明皇注疏本(御注本) 

《唐人写本残卷》及敦煌《老子》写本(简称敦煌本) 

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简称范应元本) 

明嘉靖顾春《世德堂刊六子》(简称世德堂本)

《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简称群书治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