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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心史

2011-11-14 13:48:4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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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绅士

费孝通的心史
“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本色》里讲得一段往事,它镶嵌在费先生关于中国“乡土”本色的精妙分析里。费先生说这仅仅是一种习俗,在很多的东欧农业国家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每读来,我总有些许的感动,这感动在严肃的学术探讨里显得那么奢侈而让人愉快。不过,费先生的文字,从来就不是干枯的专业术语的堆积,除了简单、明白和晓畅以外,一股浓浓的“乡土”深情,或许还有某些隐而不彰的民族情怀萦绕于书纸之上。

这感动和深情在坚守“价值中立”的科学家眼中是极其危险的,它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或许还可能是民族主义的滥觞地。但在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底,这深情是挥之不去的“心结”,是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也是他们的“集体表象”。《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史研究》这本书就在致力于反思以费孝通为代表的这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表象”,考察他们的“心史”,作者以人类学独有的微观个案的方式“深描”了费孝通这个典型。所谓的“集体表象”,我们可以肤浅地理解为,就是某个群体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综合,它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这个词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年鉴学派,其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国王的触摸》就被认为是“心态史”或者是“集体表象史”的代表作品,而这本书也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史学作品之一。

我们无法去深究,作者选择费孝通作为人类学史或者说社会科学史上的“集体表象”的典型和代表是否合适,那是方法论范畴的讨论。杨清媚借用王铭铭的“三圈”观念来概括中国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空间区域,即作为核心圈的农村地区,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外围的海外研究。而作者认为,“费孝通是20世纪少有的在这三个区带或者说‘三圈’都有过经验研究与书写的学人”。从这点来说,费孝通是典型的。

关于费孝通的话语,在专业内和专业外都已经有点过于“膨胀”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加强了费孝通的论证,“乡土中国”不仅被认为是费孝通最有价值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切的表达,而忽视了深入反思费孝通的“心史”历程,以及由他代表的“集体表象史”。在阿古什著名的《费孝通传》中,费孝通只是一个不断融入西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而在张冠生所做的传记作品中,费孝通无疑成为了一位史诗般的伟人。而本书以思想史的方式深入费孝通的相关文本,探索费孝通文本中超出论著和文本自身范围的理论、传统和规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费孝通,也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史。

曾经就读于芝加哥思想政治委员会,并对韦伯有浓厚兴趣的王毓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轶事:他去查看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先生平生所读的书籍,发现傅斯年先生藏有韦伯的全套书籍,但是书籍依旧如新,没怎么翻过。王毓生觉得奇怪,在傅斯年留学的期间,实乃韦伯在德国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傅斯年先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却对韦伯视而不见?傅斯年先生如此,陈寅恪先生也同样如此,他们从国外走了一遭,回来之后,使用和坚持的史学方法依然是中国的老一套。但是你绝不能否认,这些学者对于西学的熟悉。所以,提出如下问题并不唐突:这些学者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心结”?而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答案直接涉及到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和史学的前提。与傅斯年类似,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瞿同祖和费孝通等等作家和学者,他们都有过留洋的经历,并深入了解西洋文明的机会,同时又在历史的断裂中,承继了传统文明的熏陶。在他们的心里或许都有某种关于中国的“理想型”想象,这是这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历史特征。具体到费孝通,作者认为,“乡土中国”不过是费孝通作为“最后的绅士”的心态写照,或者可以说,它是费孝通在历史的断裂和心态的延续中矛盾的折射。其实从费孝通早年关于乡土工业的调查,再到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再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考察美国,以及晚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作者发现, “他继承了绅士的道统,也继承了士大夫的‘天下’想象,他把它描述成政统和道统合一的‘王道’”。

晚年的费孝通致力于学术历程的反思,并对学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自觉”的期望,这历经西方文明洗礼之后的期望,是否也是费先生心底早已有的“心史”延续呢?1943年,费孝通赴美访问,深受美国的现代化的震撼,写出了《初访美国》这本书,但是同时也给费孝通带来无尽的困惑:“我们是维持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作者在讲述完了费先生的困惑之后,他接着并想起了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惊叹和复杂的心态。“费孝通谈乡土中国有点类似托克维尔讨论美国的乡村和乡村意识,而在费孝通那里,美国同时有乡土中国和现代化国家的影子。”而相对于美国,费孝通更喜欢英国,因为英国还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骄傲”,这是灵魂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在作者看来,这依然是费孝通“天下观”的反应,这也正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期望。费孝通看到了美国在充分现代化表层下面的断裂和对立,那是心态上基督教精神的延续和不断追求世俗之间的对立和断裂,作者敏锐地觉察出,其实在费孝通的心底里,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重人伦和伦理的传统完全可以弥补现代化道路上的不足。

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政治上绅权和皇权的“双轨政治”,以及差序格局的描述,在很多学者看来,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就认为“圣君贤相”只是理想而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规则历来就是“君尊臣卑”。而龚鹏程先生更是尖锐地指出,费孝通想象中的“乡土”的“凝固不动”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是出于历史化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

清末以来,西方入侵和帝国的瓦解最终促使了李鸿章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的历史在此刻断裂出无法弥补的裂痕,而再也无法在传统的史学论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晚清的考据之风盛行,在古今之间重新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西方社会科学席卷华夏大地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完整体认“古今之变”了。具体到费孝通,就是作者所说得,“他完不成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变”。而以费先生为代表的这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就“在客观历史的断裂和心史的延续所构成的困境中书写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