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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世挽歌

2011-11-14 13:46:48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作者:小飞侠彼得潘 出处:图书商报

1834年,英国人律劳卑被任命为驻中国商务监督一职,将上任的公函送至广州城门外,却吃了两广总督的闭门羹,理由是信封上没有标注“禀帖”字样,以示 “谦卑地请愿”之诚意;25年后,已沦为亡国奴的咸丰皇帝颐指气使,要求美国特使华若翰像附庸国的进贡者一般向他行三叩九拜的大礼,惹得一直以温文尔雅为荣的美国人也气急败坏起来:“我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

一个“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倨傲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反感,这甚至成了西方学者用来解释鸦片战争何以爆发的借口,在丁韪良的诡辩里,英国人大动干戈并非保护鸦片走私贸易,而是出离愤怒下,为了使傲慢中国(清王朝)俯首称臣,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在另外一个外国人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清政府的自大昭然若揭:“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胜于雷霆;光天之下,谁敢不服!”中国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傲慢,甚至到触犯众怒的程度,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段长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在丁韪良看来,“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怎会不拥有伟大和繁荣的未来呢?与其说,他在“帝国的全貌”里展陈的是一个国土疆域和人文风情的地理中国,毋宁说,他向西方人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浩浩荡荡的历史图景,以及这副图景里隐含着的中国人的大国意志和天子雄心。客观的说,就像房龙勾描世界地理版图的众多作品一样,这部分的文字充分表达了丁韪良对于中国的友善和热爱,尽管北京的景色粗野又光彩照人,生活便利条件甚至还不如西方的一个乡村,但是,他仍然觉得“这里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我的家,我很可能会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朝圣之旅。”另外,在陈述中国的朝代更迭时,他善于用西方历史和神话故事中的实例来进行对比和比喻,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加深西方读者对相对于他们来说略显古老而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也可以看出丁韪良的的确确是个“中国通”,在促进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里,他发挥的作用不可轻视低估。

在众多来到中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传教士中,丁韪良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一个。1863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一事就同时招致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反对。法国公使公然叫嚣:那个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秘密的人是谁?应该绞死他!中国人则以为:这个夷人想当大清的官儿!因此,他一方面被授予中西文化传播者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被舆论评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百家讲坛”《说水浒》的学者鲍鹏批评当今许多用崇拜和留恋的态度,对乾隆、朱元璋们歌功颂德的电视剧是“历史观倒退”的表现。对待一段历史,以及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美国人,尤其需要客观清醒地为其定位定性。公允地说,尽管他在中国的62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表现出对于古老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然而,不是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从血液到灵魂已然就是彻彻底底的华夏儿女了。表面的中国化仍然无法遮掩他身上西方人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于中国之爱的力量和纯粹性也必将深受事实的考量。

1815年,最早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随后在中国领土上又先后出现了《东西洋考》等中文刊物,这些阐发基督教义和宣传西方先进文化的小册子无疑是对愚昧中国人民的一种思想启蒙,然而,是不是像丁韪良形容的“难以估量的好处”却是有待商榷的。在《中国觉醒》中他多次提及传教士的作用,似乎有为这个群体唱赞歌,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比如,在提到自己的同行倪维思在山东烟台种植了一个果园,就兀自地认为这果园在中国人眼里正是福音书所预示要造福于人类的一个显著的象征;由于洪秀全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丁韪良便认定他们是同道中人,在试图接触太平军未果的情况下还用笔为他们进行辩护。在丁韪良的潜意识里,西方人信奉的耶和华也应当是,且必须是中国人的救世主,这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思想。

一百年前丁韪良的一句“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直到今天仍然在鼓舞着奋发图强的中国人;徐中约先生2001年撰写《中国近代史》时评述中国的觉醒是“一个古老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到共和革命,再到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风潮,一代代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忘却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复兴中华的强国富民梦!可是,凝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那是被列强的利枪钢炮撕裂的乱世,由于阶级身份的圈囿带来视野和态度的局限,丁韪良期待的《中国觉醒》,只是归结于少数几个君主和官宦如慈禧、光绪、张之洞自上而下的个体觉醒,而非整个中华民族全体国民自下而上的集体觉醒,也没有带来整个社会深层次的聚合和裂变,注定只是一出苍白无力的残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