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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时候觉醒的?

2011-11-14 12:13:51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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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觉醒

一个经营煤炭店铺的老板让他的妻子搬到住在乡下的姨妈家里,以便照顾这位亲戚的起居生活。但是,这位姨妈并不满意这位外甥媳妇的笨手笨脚,并声称她无法养活自己。煤炭老板自觉有愧、不孝,于是把这位可怜的媳妇带到了偏僻之地,并杀死了她。安然无事地回到店铺之后,这位野蛮的煤炭老板托话给乡下的姨妈,如果有人来抓他归案,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后来也并没有人来抓他,而女人的尸体被掩埋,此事也并不了了之。
  
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的中国。而这个故事的记录者就是被称为“19世纪的利玛窦”的丁韪良先生。丁韪良先生声称,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这是丁韪良为了控诉中国的“家庭奴隶制度”和对于妇女的不公,而举出的一个见闻。在以道德理想主义著称的中国,其实这类事件并不鲜见。但是,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并矢志带给中国人基督福音的丁韪良,即使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依然惊讶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他把这些“奇闻”以报纸新闻、游记、历史随笔、人物评论和见闻录等形式一起放在了他所写的三本关于中国的书籍里,这就是《中国觉醒》、《汉学菁华》和《花甲记忆》。
  
其实当丁韪良先生睁大了眼睛,并吐出舌头,目瞪口呆的时候,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情绪和表情。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于厚重的历史不堪重负,但是对于就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却陌生如外星球。在中国人的历史课本里有太多的政治阴谋、治国教诲和道德训诫,但偏偏对于日常的生活视而不见。以至我们不得不从暴露官宦私人生活的日记里,描述腐败和淫逸生活的小说中,搜索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表情。当然还包括那些目瞪口呆之后,以夸张和想象描述中国生活,试图勾起外国人强烈好奇心的西方传教士的见闻录,即使最善于遗忘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利玛窦把中国描述为“遍地黄金”。
  
对于丁韪良,人们存有争议,估计和人们对于他所说所写时候的惊讶的惊讶有关――这些传教士惊讶于中国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夸张的表情。我们很容易就能从这些见闻录中,发现那个时代即使最有见地的作家也难以摆脱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幼稚可笑的历史进化论,这是他们记录中国生活点滴的基础。
  
  丁韪良先生把英国处心积虑的鸦片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苦难说成是中国人“傲慢”的结果,这个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历史眼光的判断令人啼笑皆非;他对于列强对中国人的欺凌和领土瓜分的无知和漠然态度令人愕然;而他对于发生在中国国土上“日俄战争”的评论,更是令有良知的民族汗颜,“以一个不带偏见的观测员角度来看,日本人无保留地振兴满洲里的做法可以是一个利害关系的中立国(中国)从中获得极其巨大的利益”。
  
我们很难期望一个外国传教士,即使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并客死于中国,能为国人的民族主义张目。我只能这么肯定丁韪良的价值:他带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博爱观念(如果不是偏见的话)对于处于苦难的中国人投了一眼同情的目光。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为国人在教育、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具体到这本《中国觉醒》的书籍,如果着眼于作者价值立场的肯定,只会引来没完没了的模糊和争论。抛开追求永恒性质的价值,这本书的历史参考价值难以忽视。正如开头所述,通过这些长居于中国的好奇的传教士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历史细节的描述。使得我们对于那些用来抽象地描述中国人的词语,比如道德理想主义、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义和团起义等,具备了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式的性质,为历史的细节提供了个人经验式的人类学描述。比如除了本文开篇所述的例子外,丁韪良还照相般的描述了慈禧太后的长相,“她的脸部特征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活泼而赏心悦目;她的脸色并非黄色,而是橄榄色,而且她隐藏在浓眉后面的两个黑色眼球炯炯有神,随时会放射出善意的微笑和灼人的寒光”。而他个人和张之洞先生的交往,也使得我们得以深入地了解张先生为了国人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甚至准备为国人筹建“有待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等等。还有像蒲安臣(A•Burlinggame)在一次玩笑中,并成为中国首位负责外交事物的 “钦差大臣”的故事也颇耐人寻味。
  
当然,也并不能否认本书在除了提供大量的历史细节之外的优点,比如丁韪良先生对于中国军队的判断就充满了真知灼见。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在那个时代就敏锐地觉察出,中国人的军队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而统一的民族观念是非常淡薄的,“中国军队中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错误情绪是乡土观念,这使得入侵者能够轻易地雇佣一个省的军队征服另一个省的士兵”。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乡土观念使得曾国藩的“湘勇”能够战胜已成燎原之势的太平军,也正是这种浓重的乡土观念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起到了推波助燃的作用。
  
这本书被作者分为了三个部分,即地理概况,历史概况,以及中国的变革。这是作者为了向陌生于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当下变革历史的手段。此类叙述和很多传教士以及汉学研究著作一样,只是作者这次的目的在于普及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和地理文化知识,并没有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以研究的目的弄了一个“社会学基础”,以为作者阐述中国从愚昧无知走向基督教化的“光明”前程而做的铺垫。《中国觉醒》的前两个部分以作者的浅陋的历史知识和地理游记组成,在任何一本普通的中学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都有,甚至还更少偏见。
  
我从来不怀疑,新闻式的写作是“现在历史”的记录,但也是最幼稚的历史表达。历史总是在变化中使得那些着眼于当下的判断显得滑稽可笑。但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性的判断和态度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历史的最真切的看法。我想抛开萦绕在丁韪良身上混乱而沉重的价值立场的争论而言,丁韪良以及他的《中国觉醒》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类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