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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欧洲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传统影响

2015-10-26 09:39:37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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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治(学者,厦门)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前两年开始翻阅美国学者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所作之名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1949初版),没多久后听说王晨要翻译此书,我就决定偷懒先不读原文了。王晨是目前青年一代翻译西方文史书籍的最佳人选。令人惊喜的是,不过2年时间,这部中译本便问世了。既然有这么认真、勤奋的译者,这部中译绝对可以成为读者信赖的文本。 

    有关西方古典文化传统对后世之影响的研究,已有许多重要的著作。仅在最近5年间,光是与海厄特此书正题同名的,就有《脚注趣史》作者顾安敦(Anthony Grafton)等人主编(2010)和麦考尔·希尔克(M ichael Silk)等人主编(2014)的两部。此外还有列入布莱克韦尔古代世界指南的《古代传统指南》(ACom panion to ClassicalTra-dition,2007)。“顾本”由近500则词条编排组成,“希尔克本”与《指南》各成系统(前者以题材和修辞风格分章,后者以时、空以及当代各学科主题为线索,不涉及文学)。过去还有以“遗产”、“影响”为题的专著,近年则多以“接受”为题,更强调受影响一方的主体性。尽管如此,海氏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这部“旧著”,从中古论述到乔伊斯,涉及多种近代语言文学的原典文献,尤其是对很多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作品加以情节概括和整体评述,故而仍有无法淘汰的价值。2015年,牛津刊出了重印本,书前附有哈罗德·布鲁姆2013年新作的序言,称道此书向他“展现的重要文学传统的整个庞大轮廓”。 

    不过,即使对我这样只是偏爱阅读一点儿西方经典文学著作的人来说,有些章节的吸引力都多少显得欠缺了。涉及大作家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第4、5与10、11四章,因行文风格和篇幅规模的限定,信息量都不够大,只能点到为止地举些例子加以议论。作者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拉丁文学著作尽量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认为那些继续用拉丁文所从事的著述和写作算不得本民族文学,于是在彼特拉克处介绍了他的拉丁文史诗《阿非利加》,但薄伽丘的《异教神谱》便缄口不谈。第8章论述古典诗歌影响尤其明显的文艺复兴时期史诗,便先言拉丁文史诗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近年哈佛出版的ITatti文艺复兴丛书中,单是意大利作家以新拉丁文写作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便有不少。其他国家诸如Melanchthon、JeanSturm、FancianoStrade、Salm asius、Gilles Ménage、JohannesSecundus、Thom as May等,都是继续用拉丁文写作的杰出作家。Thom as May就写过卢坎(Lucan)史诗的续篇,绝对可以放在海厄特所云的“模仿”与“赶超”(后者往往也就是一种“反模仿”的“模仿”)两类。由于资料所限无法做到周全是可以理解的;完全不予考虑,我想从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对的。有些欧洲国家编写的中古拉丁语辞书,都是从本国文献着手,比如《不列颠文献的中古拉丁语词典》(D ictionary of M edievalLatin from British Sources)、《波兰中古及近世拉丁语辞典》等俱是。有文学创作、有独立形成的语词,很难说这些新拉丁文文献就与该民族的现代文学渊源关系不大。 

    第14章有关古今之争的话题中,海厄特带有几分嘲讽的口气提及有些人物的言论。比如盲目崇古的威廉·坦普尔爵士,他将伊索寓言和法剌芮斯(Phalaris)书信集当成最优美的两部古代著作,海厄特说此言论主要的价值在于,引起古典学家的反感并向世人论证这两部文献都是伪书。这令我们想起某些国内人士也将伊索寓言当成希腊古老的文学作品来推崇,以至于出了这么多的译本还不罢休。证伪的功劳应当归于当时英国头号古典学者理查·本特利,海厄特却又不满他心高气傲,把弥尔顿史诗名篇《失乐园》改得面目全非,“把自己时代的标准和自己贫乏的想象力套到了弥尔顿的诗歌上”,又说这些“自负的教授们”,“他们相信,虽然那位诗人看不见,自己的视力却很好”。正是本特利对《失乐园》“焚琴煮鹤”式的批改,才引起诗人蒲伯的反感,在《愚人志》(1742年)中对之出言不逊,海厄特此处失察,居然说是因为蒲伯先有此诗,而后本特利“作为回应”(put this dow n)才批评了其《伊利亚特》“与荷马无关”。本特利自己晚年曾被人问及蒲伯攻讦他的原因,谓“我非议其‘荷马’,遂为自负小子所衔恨”,那句话乃是《伊利亚特》英译本才问世(1720年)后不久便有的。颠倒了次序,显得这位学问宗师倒是小家子气了(参看Jam es H enry M onk所著《理查·本特利传》,卷下第372页)。 

    我在此番阅读中最感获益的,是有关巴洛克文学的几章。“今天,巴洛克艺术和文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程式化、对称和僵化。巴洛克时代的人们看到的则是热烈的激情同坚定、冷静的控制之间的张力”。巴洛克作家在诗文写作中所讲求的对仗堆砌,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历这个时期刻意追求技巧的经营设计,为现代诗文的自由写作提供了“天然的工具”。由此而言,我们过去对巴洛克文学的雕饰堆砌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惟写作《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吴兴华与读书笔记中涉猎大批巴洛克作家的钱锺书能够被海厄特引为知己吧。作者在末章结语中,提及令他神往的深具古典传统之魅力的近代作品,“比如西班牙人贡戈拉天马行空的抒情诗,意大利巴洛克诗人马里尼著名但被人遗忘的《阿多尼斯》”,正是钱、吴二氏所重者。如此说来,有清一代曾复兴起来的骈俪文学,或许本该也是能对于汉语文学的现代化具有贡献的一种尝试,而并非与新文学背道而驰的“选学妖孽”或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 

    人民大学的“洋教头”雷立柏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最后有个说法,虽然不是很精确,但是比较有趣。他认为海厄特此书如同《欧洲文学与拉丁中古》一样,都突出了欧洲文化的共性。我看如果是说欧洲文学具有共同渊源的话,这个共性倒也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由共同的渊源,发展出个性差异颇大的不同近代民族文学,且互相又有较量、影响和补充。这才显得丰富和繁盛。因此,此书倒不在于突出了共性,而是从泛欧洲的视野中纵横捭阖,出入于多种语言之间。这是《古典传统》一书令人着迷之处。 

    开篇已言此中文版的翻译绝对是可以信赖的,偶有几处疏忽造成的一名多译现象。古罗马讽刺作品Satyricon,先后被译作了“萨蒂利卡”与“萨梯里孔”;特洛伊系列小史诗家的残篇作品Aethiopis被译作《厄提俄皮斯》,H eliodorus的同主题传奇,则被译作《埃塞俄比亚记》。我以为中世纪骑士传奇Amadis de Gaula应该还是译作《高卢的阿马迪斯》较好,至于英人以为其人有本土血统,改称作威尔士的阿马迪斯,倒是不必就此而改其名号的本义。为路易十四之子“大王储”(Le Grand Dauphin,即Louis de France)准备的那套经典丛书,似乎不该译作“王太子系列”。法语中Dauphin一词兼指海豚与王位继承人,可丛书原本每册都附了一页“阿里翁与海豚”的版画,当有取譬之意,故而我建议还是译作“海豚丛书”较好。抛开这些不谈,这部中译本值得向喜爱西方文学之传统的读者们大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