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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學視野下的《山海經》新注

2015-03-13 17:42:10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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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學視野下的《山海經》新注
——評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
文 / 陳才

    《漢書·藝文志》著録“《山海經》十三篇”,《隋書·經籍志》著録“《山海經》二十三卷”,下小字注明此書爲“郭璞注”。《隋志》又説《山海經》爲漢初蕭何所得,“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漢代劉歆曾校此書。至宋代《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皆著録《山海經》爲十八卷,今本《山海經》十八卷,至遲於宋代編《崇文總目》之前開始定型,而宋人尤袤又對此書進行過校定。其與《漢志》所録的十三篇本、《隋志》所録的二十三卷本之間的差異如何,已不得而知。今本《山海經》分爲《山經》五卷和《海經》十三卷兩部分,分别以諸山諸海爲點,描述各地風土,同時串聯起衆多神人怪物,可以增廣異聞。所以郭璞《注山海經叙》説:“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因《山海經》一書的性質,前人對其注釋並不多,綜二千年歷史,也不過就聊聊數部而已,且多爲清代著作。舉其著者,則主要有晋郭璞《山海經傳》、明楊慎《山海經補注》、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幾部,其中以郭璞注和郝懿行疏最爲著名。不過,前人的注釋,無非是明訓詁、校訛字,並在此基礎上考史證事而已。袁珂先生這部《山海經校注》則不同,它是新時期,現代學術意義下的新注。該書將《山海經》當作一部神話專著,從而在神話學的視野下進行校勘和注釋,這與古人舊注有著本質區别。該書於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受到學界廣泛重視和一致好評,並在海外如日本、法國等地都形成了廣泛影響。此後,又於1993年在巴蜀書社出版了增補修訂版,改正了出版中的一些錯誤。1991年,袁珂先生又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海經全譯》一書,其中又有一些新的見解。舊籍難覓,《山海經校注》早已脱銷,現在,後浪出版公司在袁珂先生作古十餘年後,又據袁珂先生遺稿出版了本書的最終修訂版,對前兩版中的一些錯誤有所勘正,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綜言之,本書優點有四:

一、立足在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

    《山海經》一書,《漢書·藝文志》列入數術類形法家,因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隋書·經籍志》列入史部,“以備地理之記”。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皆列《山海經》於史部地理類,而《四庫總目》則列其於子部小説家類異聞之屬。

    時勢變遷,學術推移。在現代學術體系下,一改傳統學術體系局限於經史子集四部的封閉格局,《山海經》被定性作一部神話專著。這較之傳統學術,有著本質的區别,也解决了許多舊注無法解决的問題。袁珂先生致力於神話學研究數十年,出版過多部神話學專著,這部《山海經校注》是他在神話學研究的豐厚積澱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其成就自然不可小覷。而這部立足於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將《山海經》納於神話範疇加以觀照,也解决了一些前人無法解决的問題。比如《山海經·西山經》中的“帝江”,袁珂先生以爲即是帝鴻,亦即黄帝。而《大荒東經》又説“帝俊生帝鴻”,很顯然二説矛盾。袁珂先生對此現象解釋道:“神話傳説之紛歧,每每如是,無足異也。”在神話傳説中,有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有交集而又歧見錯出,所以不能相互對照起來,以論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將這兩個帝鴻納入神話學視野下觀照,很自然地解决了二者相異的問題。又如,《海外西經》中的女祭、女戚,袁珂先生以爲“當是女巫祀神之圖像”。還如,對夏后啓神話的梳理,對“羿射十日”故事的分析,對諸神話中帝俊形象不能彌合所作出的解釋,對夸父神話中郭璞以玄理解釋神話的糾正,對鯀禹治水神話的辨析,皆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才可能産生的見解。而這個神話學視野,正是本書一個值得特别稱道之處。

    此外,前賢對《山海經》所作的舊注,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是其中亦有缺點。比如,東晉人郭璞以玄理解《山海經》,後人則結合人事解釋《山海經》,從而對《山海經》中一些怪異的神話無法作出解釋;戰國以後,神話逐漸被歷史化,後人解《山海經》,常將神話或傳説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對應起來,這樣就經常會出現前後矛盾之處。袁珂先生對前賢的這些缺點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批評道:“古代學者於神話缺乏理解,恒以哲理玄談或人事現象釋之,宜每扞格而難通也。”又緣《山海經》“駱明生白馬”而發論曰:“犬馬既俱生物,則經所記者,自是神話,何可以歷史律之乎?以歷史釋神話,宜恒扞格而難通也。”

二、對《山海經》文本的精密校勘

    清儒有言:“書非校不能讀也。”《山海經》一書,漢人劉歆嘗校之。後曆近兩千載,輾轉傳抄、手民誤刻在所難免,以致訛誤滿紙,影響研讀。袁珂先生在本書中,花了許多心力,對《山海經》一書作了精密的校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注重版本,常據宋本或精校本來校勘通行本中的訛誤。如,《西山經》中的“實爲帝江”,袁珂先生校曰:“宋本、毛扆本作實惟帝江,於義爲長。”這就校正了原文訛“惟”作“爲”的錯誤。

    第二,采用他校法,據他書,特别是類書以校今本訛誤。《山海經》中的一些内容爲他書轉引,這是校勘此書必須要考慮到的。袁珂先生對此也比較關注,經常采用他書來校《山海經》文本,比如采用《文選》李善注、《文選》薛綜注、《史記正義》、《水經注》、《後漢書》劉昭注等等文獻來加以校勘。本書的校勘對類書特别重視,常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來校勘《山海經》文本。

    第三,據注釋以校正文。本來,注釋是對正文文本的解釋,也就可以與正文相對應。若注釋與正文不符,有的時候可能是正文有誤。特别是正文文本有爭議的地方,注語在校勘中的價值就尤其能得到體現。據注釋以校勘正文的錯訛之法爲清儒所常用,他們用此法校出了不少前人未曾發現的錯誤。郭璞對《山海經》所作的注,正可以作爲校勘《山海經》文本的資料。袁珂先生在《山海經校注》的校勘中,對郭璞注有著充分利用,比如,《海外西經》“先入伐帝,于此取之”,王念孫已經指出,《太平御覽》所引一作“先人代帝,於此取衣”,一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袁珂先生校曰:“據郭注,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是也。孫星衍校亦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如此始與郭注相應。”此校可從。

    第四,對前人校勘廣泛采擇,並加以疏釋、補證或訂正。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對前人,如郭璞、毛扆、黄丕烈和周叔弢、何焯、王念孫、畢沅、孫星衍、郝懿行等人的校勘成果盡可能吸收,擇其善者而從,這就盡最大可能保證了此書更加符合原書舊貌。不寧唯是,前人校勘記中一些不太容易被今人理解地方,袁珂先生則加以疏釋;而若前人校勘記略有不足,袁珂先生則加以訂正。比如,《南山經》中的“發爽之山”,郭璞説“爽”字“或作“ ”。袁珂先生校曰:“吴任臣本、《百子全書》本、宏道堂本 均作喪; 同喪,見《廣韵》。” 、喪(喪)本同字,是隸定時産生的異體。袁珂先生補充了其他版本的異文,並引《廣韵》之説,這就彌合了二者之間的差異。有些地方,前人提出了校勘的意見,袁珂先生再爲之提供補充的證據,比如《西山經》的長留之山,郝懿行以爲“長留或作長流”,因爲《顔氏家訓》和《帝王世紀》中有長流之山,而留、流字通。袁珂先生據《太平御覽》卷三八八引作“長流之山”,爲郝説提供補證。至於訂正前人之校,如運用甲金文材料,對《海外西經》中“形天”王念孫校的訂正,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當作“刑天”,而“形夭”亦可通,惟“形天”、“刑夭”不可通。此可備一説。

第五,對於前人未校出的地方加以校勘,而對一些無法判斷的地方,則不輕易下斷語。如,《西山經》:“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此處前人無有校語,而袁珂先生校曰:“經文崇吾之山上當脱自字。”此校甚是。本書前文“凡䧿山之首”、“凡《南次二經》之首”、“凡《南次三經》之首”、“凡《西經》之首”、“凡《西次二經》之首”,後文“凡《西次四經》之首”、“凡《北山經》之首”等等,下都言自某山至某山,唯獨此處無“自”字,很明顯是脱去此字。還如,《北山經》中“東流於濁漳之水”,袁珂先生校曰:“經文東流下疑脱注字。”亦有本經自證,其説可成定讞。有一些地方,他書有異文,但是無從判别他書異文與今本之間的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則謹慎其事,僅出校語,不加判别。比如,《西山經》“其中多藻玉”,袁珂先生説:“《初學記》及《御覽》引此經多藻玉並作有藻玉。”

三、對《山海經》的準確訓詁

凡治舊學,其途有二:一爲校勘,二爲訓詁。此書名曰校注,故通訓詁亦與校文字一樣,爲袁珂先生的重要關注點。袁珂先生對《山海經》中一些難以理解的詞語及神話故事加以訓解,對前人的注釋加以疏通,更便於今人的理解。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廣泛采擇前人注釋,擇善而從。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對前人,如郭璞、楊慎、王崇慶、吴任臣、汪紱、郝懿行、王念孫、吴承志等注釋《山海經》的訓詁成果精加采擇。不僅如此,凡與神話有涉的文獻,袁珂先生均儘量采用,以豐富其注釋,如《逸周書》及孔晁注、《楚辭》及王逸注、《淮南子》及高誘注、《説苑》、《論衡》、《風俗通義》、《搜神記》,甚至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之類,皆爲袁珂先生所用。

第二,對前人注釋加以申述、疏通。如,《西山經》之“平圃”,郭璞注曰:“即玄圃也。”袁珂先生申述郭璞之説曰:“玄圃,《穆天子傳》、《淮南子·墬形篇》作縣圃,玄、縣聲同,古字通用。”此説甚是,正可爲郭璞説作證。玄、縣古字通假,可參高亨先生《古字通假會典》“玄與縣”條。

第三,提出自己新穎而獨特的見解。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所作的訓詁可謂是新見迭出,比如,袁珂先生提出:“《山海經》所載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海外東經》‘帝令竪亥’之‘帝’指禹而外,餘均指黄帝。”這個解釋可從。實際上,這些解釋還附帶揭示出《山海經》並非一時一地之作,其文獻來源具有不同的歷史層次。

第四,能將本書前後文内容互相照應。有些動物、人物或地名不止一次出現在《山海經》中,袁珂先生在訓詁時能前後兼顧,加以對照。比如,對《西山經》鹿台之山中白豪的解釋,袁珂先生説:“豪即豪彘,已見上文竹山。”又如,對《大荒西經》中祝融的解釋,袁珂先生説:“據《海内經》,祝融乃炎帝之裔,據此經則又爲黄帝之裔(此經祝融爲顓頊孫,《海内經》顓頊爲黄帝曾孫,故云),亦傳聞不同而各異其辭也。”按理祝融一人不可能既是炎帝的後裔,又是黄帝的後裔。袁珂先生從神話學的常識出發,作出的解釋彌合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之處,同時也揭示出今本《山海經》中有些内容可能還有來自不同的神話系統。

四、對前兩版《山海經校注》錯誤的修正

《山海經校注》的前兩版存在一些小問題,特别是引用《山海經箋疏》的文字,没有做好校對工作。據本書編輯透露,本次出版的最終修訂本通過校對《山海經箋疏》,改正了巴蜀書社本訛文、脱文、衍文之類的錯誤數十條。比如《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以之作刀”,巴蜀書社本作“以之作刃”;《中山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巴蜀書社本脱去“北望河曲”四字;郭璞《注山海經叙》“陰鼠生於炎山”,正與上句“陽火出於冰水”對仗,而巴蜀書社本却訛作“除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雖爲細事,但終究影響閲讀。校對工作頗爲瑣碎,而這也正是編輯盡心盡力之體現。

袁珂先生黽勉其事,集數十年功力以校注《山海經》,其成就早爲學術界公認。此書又經過作者本人的修訂和出版社精密校對,更是精益求精。然而百密一疏,其間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存在誤校和誤訓的地方,這裏也貢獻出來,以供學界參考。誤校之處,如,《南山經》“食之已痔”,袁珂先生校曰:“《太平御覽》引此經已痔作爲痔,並引郭注云,爲,治也。”此校非是。其一,在《山海經》中,《西山經》中亦有“食之已痔”,《中山經》中有“食之已痔衕”;其二,《山海經》中食之已病之詞習見,如食之“已心痛”、“已聾”、“已疥”、“已癘”、“已癭”、“已癉”、“已疣”、“已腹痛”、“已嘔”、“已白癬”、“已癙”、“已痤”、“已風”、“已瘧”、“已腫”、“已疽”等;其三,雖然爲可訓治,但“爲痔”指治痔顯然不大恰當,這個詞更可能指生痔瘡。誤訓之處,如,《西山經》之“嬰以百珪百璧”,袁珂先生先引郭璞注曰:“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並下案語道:“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云,嬰系以玉祀神之專稱,其説近是,可供參考。”其實,江紹原説不確,此嬰非某種祭祀之專稱。《説文》:“嬰,頸飾也。”可活用爲動詞,指繫於頸項,如《荀子·富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楊倞注:“嬰,繫於頸也。”正是其義。繫於頸,又可引申爲纏繞,正與郭璞注合。郭璞注所説的“祭”,是嬰在此處的語用義,非其字面義。

毋庸諱言,我們的學術研究一度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在我們的神話學研究領域亦是如此,沈雁冰先生、袁珂先生等著名學者皆不能例外。這種情况在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裏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此外,現在已經新出土有許多材料,特别是楚地文獻,其間所反映出的先民的自然觀、宇宙觀等信息,這些材料以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的整合研究,對先秦兩漢時期神話學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拓寬和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説,袁珂先生的這部《山海經校注》亦並非盡善盡美,《山海經》的校注工作還有繼續進行下去的必要。當然,儘管袁珂先生這部最終修訂版的《山海經校注》仍略有缺憾,但是瑕不掩瑜,這並不至於影響到本書的學術價值和袁珂先生在神話學上的成就。而從某種意義上説,袁珂先生可謂是《山海經》之功臣!重視本土的學術話語系統,致力於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學術研究體系,這是我們現在學術研究的大勢,也是我們這輩學者的使命。學術研究,必須要立足文獻本身,特别是傳世文獻本身,因此,我們要奮力前行,繼承袁珂先生的學術精髓,回到文獻本身,對《山海經》作更深入的研究,這樣才可能在前賢的基礎上有所超越、有所開拓。

(本文原载《历史文献研究》第34辑。作者:陈才,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馆员,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文字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