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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这个梦以后,开始学中文”

2015-02-10 15:23:46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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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这个梦以后,开始学中文”
                                                                             ——阎雷《昨天的中国》新书首发签售会文字实录

主题:八十年代中国人:法国摄影师阎雷镜头下的时代激变

时间:2015年2月7日下午15:00-17:00

地点:后浪出版公司(北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13号北楼2层)

嘉宾:阎雷、那日松


“我做了这个梦以后,开始学中文”

那日松:我跟阎雷认识很多年了,第一次认识是在1998年,我们一起去贵州、广西侗族等地区采访。当时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派去“监视”阎雷的,因为那时候外国人来中国拍照片,严格来说政府会有一些派签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派我陪阎雷去拍,我们就在那时候成为了好朋友。

其实1993年我就知道了阎雷了,当时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法国摄影师叫YannLayma(阎雷),拍摄了中国云南的元阳梯田,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知道元阳很多中国摄影家都去拍,拍的都是风光摄影,但是阎雷拍的非常深入,是专题摄影的样板。

1998年,我跟他一起去贵州之后,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你别看阎雷好像挺老似的,其实他不大,是62年出生的,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法国帅哥,喜欢他的女孩非常多。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对阎雷的拍摄和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也是我见过的意志最坚强的摄影师,在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么多年,他拍摄、展览、出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摄影师等等,特别让我敬佩。阎雷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工作,终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硕果,他的展览越来越多、他的书越来越多。后浪这次出版《昨天的中国》,也是对阎雷最好的一次赞扬。

阎雷:我17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我在中国的一种生活,很神奇。1979年,邓小平刚刚给了个人旅行签证,我就觉得应该去中国、我应该拍中国,中国在开放,所以我做了这个梦以后,开始学中文。82年我先去了台湾,85年到了北京,一直在北京开始拍中国的变化。

85年住北京饭店时我22岁,还特别勇敢。那时候不允许(我们)跟中国人有私交,那时候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开始慢慢地拍,记录中国的变化。除了友谊商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私人商店。这三十年中国变化是全世界最大的,我特别爱中国,有两个理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多人,另外我还是觉得中国是最安全的,作为一个外国摄影师是非常舒服的感觉。

我还是很喜欢在中国到处拍照,可是现在摄影专业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国外的画册、报纸、杂志都不在了,大家开始上网,都不买报纸和书了。国外的杂志现在没有钱让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他们现在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了。好像摄影是一个“原来”的工作,现在有数码相机以后,太容易拍照片了,不像以前幻灯片(注:阎雷说的幻灯片就是反转片,后面对话中有解释)是一个特别专业的,现在摄影变化很快。特别是最近5年、10年,变化特别快。

那日松:我补充一下。因为当时我认识阎雷那会儿,是所谓的地理摄影,杂志摄影最发达的时候,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地理摄影大家可能知道,在九十年代特别风靡,大家对美国国家地理都非常喜欢,而且地理摄影师是很多摄影师的梦想。那时候作为地理摄影师像阎雷是非常风光的。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像这本杂志,包括美国国家地理他们受到的冲击非常大,杂志发行量少了,广告少了,摄影师的钱就少了。很多像阎雷这样的摄影师,就像他说的,像过去的故事一样,很传奇的,这种摄影师确实不像过去那么风光、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阎雷现在很少为杂志拍摄了,他的图片更多放在图片库里面,杂志、媒体刊登的时候去买。阎雷现在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图片社去拍。

“很喜欢侗族的文化”

那日松: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当时你第一个中国的图片故事拍的是哪?

阎雷:第一个是毛主席逝世10年以后在北京拍,86年。85年、86年我一直在北京生活,拍胡同、旅游点,拍北京开始发展、开始有变化,那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是穿蓝和绿颜色的老衣服,大家都是骑自行车,跟老外不敢说话,有老外在街上有很多人围着看,人们还没见过老外,那时候就是(见过)外汇券。

那日松:你拍侗族是哪一年拍的?

阎雷:89年拍的侗族。

那日松:拍了多长时间?

阎雷:6个月,去了四次,每次一个半月。

那日松:刚才我提到阎雷拍过广西跟贵州的侗族,那应该是你第一个少数民族的图片故事。

阎雷:是的。

那日松:那个图片故事非常成功,十年前我们访问了很多阎雷拍摄的侗族的村民,很多人还都认识阎雷,他拍的那些对象里面,有的小女孩十年以后去都生孩子了,当时很有意思。那个照片应该是阎雷是第一个拍摄中国的侗族的外国摄影家,后来在国外出了本画册,引发很多外国人到贵州、广西去旅游,去寻找侗族。

阎雷:很喜欢侗族的文化。

那日松:侗族之后又拍了哪个中国的图片故事?

阎雷:88年我拍了哈萨克少数民族,拍了两个星期。87年拍了中国人在海边住家,特别成功的故事。我还拍了一个中国揭露,88年拍的,拍了两个星期,很成功的有几张照片,现在还在用。特别是大同工厂,一共拍了60多个专题故事,还有别的国家的,中国可能有40个专题故事吧。

那日松:最满意的图片故事是哪个?

阎雷:云南《山的雕刻家》系列和侗族两个故事,还有大同火车的故事。

那日松:这个杂志是德国地理杂志,1995年,当时我还不认识阎雷的时候,看的专题。当时就有《山的雕刻家》的专题,当时我看到这个专题的时候,觉得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当时我还是做摄影杂志图片编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训练,看国外的杂志就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当时我看这个杂志的时候,虽然看不懂是德文的,但是看图片的编排能够知道这个摄影师是怎么拍的,这对我们来讲是特别好的学习。后来我请外交部的朋友把这个杂志(德语)翻译成中文,把杂志撕下来,电分之后用在大众摄影上,用现在的话叫盗版。因为当时没有找到阎雷,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网络,在当时的杂志上刊登过这个专题。我一直认为这个专题是关于图片故事的样板,值得很多摄影师去学习。

现在整个互联网都开放了,大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非常方便,这种方式对现在的中国摄影师来讲,也不是很难得到的方式,很容易学习和掌握了。这个当时你拍摄的时候,也是半年是吧?

阎雷:半年,拍了部电影,特别成功,25分钟的电影。

那日松:你拍摄这些人,你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和名字吗?

阎雷:记得,李篙龙(音译),哈尼族的老人。就是刚刚那本杂志上的老人,给他拍了一部电影,写他的故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害怕我,他以为我要把他关进监狱,他特别害怕,可是在我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了好的讯息。

那日松:看到了善良。

阎雷:对,所以他开始放心,我们成了好朋友,拍了一部电影。第一次见到我喝可乐,他要尝一尝,我们拍电影的时候,跟我要一瓶可乐。我拍完这部电影,全世界有300多个电视台放了这部电影。我回去元阳以后给他们看这部电影,三天时间一直在放这部电影,大家一直在看,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机,没有看过电影,所以他们很有感觉。

那日松:去年我把《山的雕刻家》在元阳做了展览,包括把纪录片在元阳重新放了一次。我不认识这些人,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你拍摄的这些人去看了电影。去年想去元阳,正好阎雷的女儿刚刚出生,所以他没有去。

“从来不说中国的坏话”

那日松:我记得在02年的时候,当时阎雷已经回到法国,他请我去巴黎帮他编辑《中国》那本大画册,我说为什么让我去,他说他那本书需要一个中国编辑和法国编辑一起来编辑,这样的话他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看待他的照片,怎么看待这本书。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种让人(觉得)非常可爱的心理,他希望这本画册让中国人能够喜欢,让我去就是为了挑几张照片,别出版之后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我到法国待了一周的时间,跟阎雷和法国编辑一起工作,我挑一版照片,图片编辑挑选,我们混合在一起看。我发现阎雷这些照片很少有所谓拍摄的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图片,在阎雷的图片里面基本找不到,很少有。阎雷说他非常热爱中国,从来不说中国的坏话。对吧?

阎雷:不说。

那日松:确实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阎雷这么热爱中国的一位外国摄影师。因为我见到过的外国摄影师很多,像阎雷这样义无反顾、一如既往的热爱中国很少有。我有时候批判中国的时候,他说中国很好,他说没有一个国家能爱自己这么多的国民。

阎雷:而且你们的国家很安全。我去了80多个国家,觉得中国很舒服、很安全,我没有觉得什么危险,比如有人抢我东西,或者要拿我的照相机什么的,别的国家很危险。

那日松:那也许是因为你的长相问题吧。老外嘛,大家觉得不好意思抢你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那会儿,后来02年以后,阎雷主要就都在法国那边生活、看病、治病。04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故宫策划了一个紫禁城摄影大展,当时我请阎雷做我们整个的顾问,欧洲的摄影师就请阎雷来帮我们邀请。展览的时候阎雷也来到了中国,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当时我们在紫禁城摄影大展的论坛上,阎雷非常深情地说,他可能要永远离开中国了,他当时病的非常厉害,他说那次是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再也不会来中国了。整个会场(大家的)心里都很伤感,但是在我心里觉得不可能,因为我觉得他是意志非常坚强的人,果然他后来来过好多次中国。你当时为什么觉得自己来不了中国了?

阎雷:那时候我觉得要死了,那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药可以治我的病,躁郁症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我身上有很多很大的问题,每一次来中国会有两个多星期睡不着觉,所以特别厉害,大脑里面有别的病,那时候我吃药就会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感觉很厉害。我觉得我这个病很厉害,我觉得我不能回来中国、不能旅游了,我应该在法国医院很长时间了。

后来找到了合适的药,已经好了7、8年了,没事了。后来长住中国三年,这三年挣不到钱,欧洲的报纸、杂志都没有办法给我专题故事可以拍。所以我应该会去法国,而且我的小女儿出生了,我觉得北京污染太厉害了。我这不是说中国的坏话,全世界都有污染,只是在中国比较严重。

那日松:北京污染最严重应该是前年的时候,2013年,是雾霾非常重的时候,那时候恰恰是阎雷夫人怀孕准备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当时很害怕,那时候北京尤其是冬天总是黑乎乎的天气。

阎雷:现在住在法国我老家的小村庄,离巴黎250公里,那日松来过我家。住的地方很便宜,空气很好,对小孩儿也很好。

那日松:那三年虽然没有重要的专题,但是找到了自己的老婆,中国的太太。

编辑了一本叫《CHINANOW》的画册

阎雷: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我拍幻灯片,然后开始自己生气,我觉得幻灯片没有了......我总是做同样一个梦,在拍美丽、彩色的幻灯片。我还在拍照,我最喜欢的就是拍照片了。

那日松:阎雷说的幻灯片就是反转片。

因为过去阎雷标准配制是三台徕卡两台M6,一台R7。因为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一起去侗族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那会觉得徕卡相机都是太棒的相机,我们做梦都想得到一台徕卡相机,当时阎雷的徕卡相机随便扔在开北京212特别破的吉普车,阎雷一上车把徕卡相机扔在脚底下,我一看徕卡相机就扔在地上,脚在旁边。

阎雷:不放在地上会掉下去。

那日松:我们当时就想,原来职业摄影师就是这样的。阎雷后来你在中国之后,尤其是前几年,你说没有什么可拍的了,你就开始做编辑,我知道你编辑了一本叫《CHINANOW》的画册,里面有15位中国摄影家的画册,在法国、在欧洲都是很受欢迎的一本画册。应该是第一本外国人编辑的中国摄影师拍摄的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一本书。你把这本书编辑的想法和过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一下?

阎雷:特别困难,很难找到中国好的摄影师,有好的图片可以记录现在中国的变化。因为变化那么快,在中国很难记录现代的作品,有卢广、李玉祥还有几个非常好的摄影师在拍现在的中国。可是这些照片也没有市场了,除了这本画册以外也没有什么市场了。现在摄影专业就是一种过去的职业。

那日松:当时我帮助阎雷寻找摄影师,因为要编辑当代中国的摄影师,阎雷并不是很熟,我来帮他找。我们开始以为中国这么多摄影师,拍当代中国的一定很多,但是一找才发现其实很少。中国摄影师这么多,但是真正去拍当代中国的变化的摄影师其实很少。有时候我奇怪,中国摄影师都在干什么呢?后来想想,爱好者们都在拍各种风光,拍山、拍梯田、拍各种雪山,还有一些摄影师拍艺术,给画廊拍,为了卖钱,真正拍当代中国现实的摄影师非常少。当时编这本书的时候很困难。

阎雷:记录现在中国的生活。

那日松:这种照片也卖不出钱了,大家觉得这种照片不用拍了。所以这本书编的时候其实也很难。

阎雷:因为中国人(的角度)看自己的国家,距离很近,他们觉得拍这个有什么用呢?可是过几年,可能十年以后,会后悔那时候没有拍照片。比如我们今天这本《昨天的中国》,那时候在中国没有人感兴趣。我那时候拍这些照片,中国人觉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思?我惹了很多麻烦,警察来抓我,我应该批评自己,学习中国的文化,我拍的很坏的,我不要紧,惹了不少的麻烦。因为拍了老房子,因为拍了人,他们在想老外在拍什么?可是三十年以后,就会遗憾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拍这样的照片。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拍生活的,记录现在生活的,很少。

那日松:我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中国摄影家说过,当他们看到刘香成、马克•吕布照片时,都会想当时中国的摄影师干吗去了?但是十年后再想想,现在依然没有拍自己的生活。我们回顾九十年代的时候,阎雷记录了中国,哪个中国的摄影师记录过我们的中国?每次我们找这样的摄影师,最后都是又找出老外。过去我们找刘香成,50年代找了马克•吕布,九十年代依然找的还是外国人,2000年以后是不是还是外国人记录中国呢?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编《ChinaNow》的时候,找不到很好的中国摄影师,找了半天找了15个,但是都不能很全面地表现中国。有拍中国的污染、有拍中国的老房子,还有拍摄上海的一些,作为拍摄全面当代中国变化的摄影师还是很难找到。

阎雷:是要给外国人看现在中国怎么样,我一个人拍不了,需要两、三年、五年时间,所以要和中国摄影师合作,出了这个画册。

大家其实可以一起来聊。

Q&A

:你在中国拍摄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人和故事?比如在上海,在侗族、在元阳、在北京、在新疆拍照的时候,最好玩的故事。

阎雷:我记得在武当山的时候,我在拍138岁的道教的师父,我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看我,说“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那日松:还有其他的吗?

阎雷:说不完。有一次我在侗族里面,冬天的时候,山上有一个土路,我租了一个212吉普车,跟一个司机在一起,冬天的时候下了雪,路滑得很厉害,所以开车,车轮陷在里面了。零下7、8度,我们只能走路,也没有什么厚衣服,所以我们把报纸放在衣服里面,为了保温。走路10公里,特别冷,到了有几个房子的地方,突然那个司机把我的摄影包掉下去了,(下面的)冰化了,摄影报掉进水里面,都湿了。在侗族,敲门他们不开,他们觉得晚上都是鬼要进来。我觉得我快死了,因为衣服都湿了,特别冷,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不行了。所以我用司机的打火机打火,把一个房子点着了,这样侗族人就都出来了,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了,我不是鬼。

那日松:可以想像,阎雷在中国那么多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处去走,一定有很多的探险经历。

阎雷:可是中国很安全。我在美国,有人开枪,或者用刀子要杀我‘我在阿拉伯国家,有十几次有人要杀我。在中国还没有,应该多来几次。

有一次在北京,我拍一些流氓吵架,有一个流氓用一个刀子杀了另外一个人,我在拍照片。别人说你别拍,我说我没拍我没拍。这个人的刀子有血在上边,他看我的时候,我往后,后面有自行车还有一个公共汽车,我特别害怕,我把我的摄影包放在前面,这个刀子就过来,那个小孩就跑了,我也跑了。就这么一次碰到过危险。


:我想问两位,因为我看了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视角特别温情、特别打动我。比如那个年代一个老夫妇坐在躺椅上,其中一个丈夫在看报纸《新民晚报》,妻子50来岁的样子,织着毛衣,很简单的画面。我想问,对于现在很多想学习摄影的年轻人来说,对于他们的成长,有的人觉得技术更加重要,还有的人觉得他眼中能看到的世界,他的视角更重要,您觉得对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哪项更重要?

阎雷:简单的特别难拍,越简单的越不好拍。因为你看很多的东西,学习很多全世界画册、杂志,特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好的作品,这些都要好好学习,然后自然地拍,越简单越好。这是最复杂、最难的,因为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摄影是一种全球语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看得懂,所以应该在一个画面里面简单的讲一个故事。

那日松:其实两个都要有。一个是技术,这个技术不仅是简单的曝光的问题,还有修养在里面,你看到很多好的优秀的作品,瞬间可以把你学习到的凝结成一个画面出来,同时很难的是对生活的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真正的友善,都在脑子里面结合在一起。所说说摄影是瞬间的艺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你要在瞬间控制画面。我们俩同样拍照片的时候,看到那个景我还没反应过来,我想着应该拍的时候,他已经拍完了,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我是编辑,不是专业摄影师,所以专业摄影师比一般人就是要快。

阎雷: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因为先要到(那个地点),然后开始学习,开始拍,慢慢地拍。可能要拍一、两万张照片,我(最后)可以选出来80张。如果拍三个月时间,还需要两、三个月编辑,如果找那日松老师或者别的老师帮我编辑,可能时间会短一些,否则编辑时间就是会很长。

那日松:我们去年在贵州做了一个活动,很有意思,可以跟他讲的故事延伸下来。去年在贵州黎平一个摄影节,我们做了阎雷拍摄侗族的展览,阎雷没有去。配合这个展览,我们策划了一个跟贵州的中国移动合作的活动。我们在贵州的侗族的一个乡挑了10个小孩、妇女,每个人发了一部手机,让他们拍自己的生活。当时我的想法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家想要去了解中国很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得像阎雷这样的专业摄影师他们去拍这个照片,几个月的时间,告诉大家侗族的故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不再需要有专业的摄影师,我们当地人拿手机,通过微信、微博把自己的生活传过来,外界人就知道侗族人的生活,不再需要专业摄影师了。所以就像阎雷说的专业摄影师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阎雷:现在上网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可以很容易学习摄影。你想拍什么都可以,可以很快地挑出来好的照片、别人拍的照片进行学习。20年以前,只能通过画册和杂志学习摄影,现在上网找一找好的照片,很容易学习别人的作品。油画方面也可以学习,画面、色彩、内容,怎么记录生活、记录现在的中国。

那日松:阎雷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可能是题外话了。因为刚才谈到看油画,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有一种体验,为什么中国摄影师很多拍摄的照片颜色不好看,尤其是中国摄影师不太会拍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很容易,因为没有色彩。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比如国外的摄影师从小看博物馆,眼前全是一些世界名画,看博物馆、看那些非常棒的油画作品。同时法国的环境到处都是颜色非常好看的东西,他们从小在色彩训练上就跟中国摄影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很懂得色彩的运用。我们中国的摄影师在色彩方面欠缺根本的原因在这儿,我们从小在视觉审美训练上就很缺乏。

阎雷:我从小就开始学习艺术,因为我的父母是搞艺术的。

那日松:(他的父母是)画家。

阎雷:所以我从小学习彩色、画面、内容那些方面,可是我不会画画,所以我觉得摄影比较方便。

那日松:所以我们大家看,阎雷的照片其实里面在色彩的运用、构图上都是非常专业的。其实刚才回到侗族那件事,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手机、有了互联网,谁都可以去拍照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好的照片仍然是缺乏的。

阎雷:很难找到的。

那日松:因为我们专业摄影师,很多专业摄影师没有去真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指望说老百姓拿着手机就可以拍出很好的作品出来。就像我们去年请老百姓拍侗族,那些照片是业余拍的,不可能拍出像阎雷那样的照片出来,阎雷那样的照片需要专业摄影师,不是说我们的专业摄影师没有事干、没有工作、没有市场了,我们仍然还缺少真正好的摄影师、好的照片。

阎雷:我相信现在中国年轻的摄影师会走出来,他们都非常好。


:阎雷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给您留下的是什么印象?第二,您是喜欢现在的北京,还是喜欢以前的北京?

阎雷:第一次来北京是1月份,零下15度,我晚上11点钟从机场,不是现在机场的样子,是老机场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机场到北京饭店没有高速公路,11点钟一个车都没有,可能见到了三、四个自行车,我觉得特别灰、也特别脏,全是土,没有高速公路,都是土路,过去民族饭店那边是小路,很偏僻、很破的路,我觉得真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啊。那时候我22岁了,我觉得,哎呀,我到了什么世界了?

当然我喜欢现在的中国,变化很大、很开放、很自由,让很多朋友可以随便生活、随便说话。全世界变化很快,中国变化最快,最有意思了,很有意思。

我在北京住了(最近这)三年,我很满意。结了婚,生了孩子,很高兴。我认为这个生活是很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17岁做了一个梦,我要把我的生活安排拍中国、拍照片,拍中国的变化。我最满意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我17岁做的梦还要好。

提问:阎雷老师您好,在您三十年间拍了很多中国的照片,这本画册中选取了1985-1995这段时间的照片,我想问在这段时间里面,您觉得当时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面貌有什么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要选择这十年的照片编排成这么一本书,有什么地方觉得最打动您。我也想问一下那日松老师,您看完这本画册,您有怎样的感觉?

阎雷: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年代中国的照片?就是因为出版社喜欢做。(笑)因为今天的中国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能很多人不敢看,对老年代、以前中国的照片有一点别的感觉,过去的时间有一种感觉,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现在的照片还不能放,可能10、20年以后再放吧。

那日松:摄影是有很强的时间性的,很多照片都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有价值和意义,就像我们看老照片、小时候的照片一样,过了好多年之后回头看。其实这本书就是阎雷过去拍的中国,现在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特别温馨的东西,特别美好的回忆在里面,我觉得这是它(《昨天的中国》)的主要价值。

阎雷在2000年之后拍的照片,中国也非常棒,也非常精彩。


:阎雷老师您好,问一个问题,看到您的画册有关于去山西大同的照片,我对那个城市很熟悉,我是那儿长大的,我想问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去进行采风和拍照?山西大同有什么特别让你特别记住、印象深刻的事情?谢谢。

阎雷:88年的时候,拍了山西大同是最后一个工厂,做老火车,到92年就关门了。山西大同拍这个工厂,也拍老铁路的方面,跟现在中国的铁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88年只拍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拍的特别成功,全世界都放了这些火车的照片。因为是在中国旅游的一个老方法,跟现在的特快火车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