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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的经济现象

2014-12-15 10:47:21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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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晓晖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等,都是西学东渐,最近读到一本《中国经济史》,却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这本由叶龙记录整理、钱穆讲授的《中国经济史》,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笔记,专门从经济角度疏理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

这本《中国经济史》循中国朝代先后论述,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到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再到封建时期的工商业,接下来就是从秦代经济一直讲到明清时期经济,从汉到唐一段,讲述最为详尽,侧重历史上的财经制度的得失。钱师说,“经济为政治之本”是西方提出的,可南宋时林勋写了《本政书》,书中特别强调政治的根本是经济,这要早于西方的理论出现。

众所周知,钱穆是史学泰斗,一生耕耘讲坛,北大的未名湖就是他所命名。他说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中国经济史长达2000年,历史演进记载详细,而西洋史仅数百年而已。

既然中国的经济史如此悠久,不妨就跟着钱师从历史中去挖掘一些有趣的经济现象吧,看看古与今、中与洋在经济方面有什么异同。

在《西汉时期经济》这一章中,钱师讲了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原来,汉代的财政制度就已经分为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了,这可比西方先进多了。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比如英国王室就是在民主之后,财政上才与国库分开。中国则早有这一制度了,汉代是大司农总管政府财政,少府专管王室财政。像汉武帝这样的明君,都能慷帝王个人之慨,将其私己之奉养捐出作为政府开支,其他官员们怎么好意思贪污腐化呢?

在钱师笔下,中国的经济思想早已有两大派之分,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是计划经济。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钱师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经济理论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

谈论中国历史,通常大家都喜欢汉唐两代,因为那个时候国家统一,国运昌盛。而从汉到唐,中国经历了将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是分裂的。钱师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宗教对久经战乱的社会人生特别需要,所以佛教特别兴盛。钱师讲到“寺院经济”,他说北朝佛寺有大量土地及劳动力,以粮食收获为主要经济基础,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即来自僧尼所发放的利息。

谈论当下的中国经济,不能不提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不是真像有人说的那样,中国闭关锁国,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钱师说,非也。他说,中国对外交通在汉代已经开始,并且从三国时代到南北朝,中西交通一直没有停过,正式像样的开始则是隋唐时期,唐代已有很多外国人来华经商,国人也有去海外各国经商者。

在《明清时期经济》一章中,钱师最后讲了“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实”,原来中国的人口以前老是停留在2000万左右,清初人口不足2000万,而乾嘉之后竟增加到了三四亿之多。在西方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前,清代学者洪亮吉亦已讲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说:“今日人口比30年前增加了5倍,比60年前增加了10倍,比100年前增加了20倍。”

钱师说,中国的人口是个特别的问题,人口之激增,实是一件可虑之事。因此,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调整,但不能取消,这也算是学习《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收获吧?

原载:南方日报 201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