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出版公司

首页 > 文章 > 新闻

芦苇接受北京晚报专访: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

2014-04-02 10:08:00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后浪出版公司

    这半年,编剧芦苇突然“火”了。他的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一经推出即受到热议,近日他又推出了自己未被采用的《白鹿原》剧本,据出版社透露,接下来不少芦苇写作但没有拍出来的剧本都将陆续出版。日前,吴天明导演去世,定居美国的芦苇特地赶回国,足见这位恩师在芦苇心中的位置之重。

    芦苇身材瘦削高大,胡子稀稀拉拉。三次见到芦苇,他都戴着一顶帽子,穿着圆口黑布鞋,哪怕是在聚光灯烘烤着的舞台中央,帽檐儿的阴影也遮住眼睛。这次长聊,他聊到兴起,不知什么时候摘了帽子,露出凌乱的白发,才让人想起这位“第一编剧”已经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批评是克服弱点的药剂

    记者见到芦苇的时候他重感冒,嗓子几乎沙哑,说话间不停喝水,每到愤慨处,依旧字字铿锵。认识芦苇15年的王天兵这样形容他:“芦苇有庄稼汉的结实,但无农民的习气;像工人一样纯朴,却没有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粗鲁;又不同于某些不修边幅的脑力劳动者,他衣着随意却不邋遢,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仿佛既属于又不属于芸芸众生。”

    王天兵看来,芦苇最特别的是,他是1950年生人,却有着完全不同于那个年代人的气质和想法。芦苇有着西化的好莱坞式的电影技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拍出《疯狂的代价》这样类型商业片,可是他又热衷于中国的乡土故事,写出《霸王别姬》的芦苇对昆曲、老腔、京剧和民歌情有独钟。

    芦苇多年的朋友、画家刘晓宁告诉记者,芦苇批评导演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好多朋友也都怕他得罪人,昨天芦苇跟我说,敢说他就敢当,说点真话怎么了?”

    芦苇面对争议,倒呵呵笑了:“我这人嘴上没闸,想哪儿说哪儿,既然要说,咱们就说真话。如果我不了解的我不说,既然说就不说假话。我没觉着自己大胆啊,是不是我该换个方式拐着弯说?太费劲了,没必要。”

    刘晓宁告诉记者,面对媒体记者的一片称赞和大量报道,目前芦苇“最想听些对他的负面意见,对他的观点和《白鹿原》剧本的指责,他觉得有争议、有辩论是好事情。”芦苇本人也直说,面对争议,他认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你克服弱点的药剂,是净化环境的,它让你干净起来。”

价值观不认同的电影我不接

    芦苇是个强势的编剧。《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找到芦苇想再度合作《风月》,被芦苇拒绝了。“我不写自己不认同的剧本,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我做个功课,跑到上海去翻了一遍各种资料。”芦苇说,他只写自己价值观上认同,并且对内容感兴趣的剧本。现在的芦苇正在写《佛朗索瓦》,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提着一台卢米埃尔的相机来中国拍照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云南,所以芦苇在云南闭关写作。

    与诸多知名作品相比,《电影编剧的秘密》最后一页列出了长长的一串芦苇已经完成的、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拍出来的剧本。其中有芦苇为陈可辛导演写了14年的电影剧本《等待》因为涉及军旅题材迟迟没有过审,有为吴天明导演写的心血之作《岁月如歌》刚刚开拍,吴天明就因病去世,还有他颇费心力写成的《杜月笙》因为人物敏感也没有人敢拍。

    芦苇给不少编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对好莱坞的类型片有着技术性的研究,然而他却说,自己最想谈的并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价值观问题。他对中国电影的价值观感到失望。“中国电影现状就是娱乐至死,通过电影来思考生活这个功能基本上废了。”芦苇说,“中国电影的倾向很危险,电影人都变得有点贱皮贱脸了,我们到电影院里很少寻求感动、寻求交流,只是去消遣,变得跟娱乐场所一样了。”

————对话————

《白鹿原》失败是注定的

    北晚:当初是你推荐王全安做导演的,为什么后来又觉得他不合适?

    芦苇:我是看了他的《图雅的婚事》后边两部电影《团圆》和《纺织姑娘》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不合适。如果说他继续拍这类小题材的电影,我依然认为他是个好导演。但是如果他要拍《白鹿原》,一定是个不称职的导演。这就跟打拳击一样,你让轻量级和重量级的拳手打 ,必败无疑。不是说他不努力,他拿不下来这个电影,他没有这个实力。

    北晚:你觉得中国目前能够驾驭《白鹿原》这部电影的导演有哪些?

    芦苇:张艺谋、吴天明都胜任,但是现在这俩人都不可能拍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还得好好再思考一下。中国始终是一个乡土社会,最近二十年变成了一个都市林立的国度,但是乡土和农民依然是主体。可是他们历来是被遗忘、被轻视的一群。在中国电影里,农民拍得好的有几部呀?《老井》算是一部、《黄土地》算是一部,这非常不对等。《白鹿原》是个机会,很可惜地被错过了。

    北晚:什么原因让导演们拍不好乡土?你说《白鹿原》拍成了伪情色电影?

芦苇:从画面上看是导演不懂乡土,没有能力理解和表达乡土,这是电影告诉我们的。《白鹿原》是个乡土历史小说,结果给拍成田小娥的土炕了,成了土炕电影了。它里边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色,就是一个支离破碎、苍白无力的情色形象。我是看了《白鹿原》三个多小时的版本后,回来琢磨了一下,不对劲,就退出了。

    北晚:你说的“不对劲”是指什么?

    芦苇:拍得不好,拍得很烂啊。也可能是我太挑剔了,因为我是关中成长起来的,太了解那地方,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退出来算了,我的剧本你们要用就用吧,白送。别人救不了你们的电影,我也觉得丢人。把这么好的资源拍成这样,有点丢大发了,我还有张老脸呢。最后是用了我写的24场戏,结果不就是一片口水么,不过我至少在江湖上没挨骂,这是我的幸运。

    北晚:你对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有褒有贬,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芦苇:在2007年我就说,王全安不适合当《白鹿原》的导演,他要是导,这个电影凶多吉少。我跟所有的制片人说,换人吧,王全安也知道这事,等于合作的大门就被关上了,他也就不找我了。他跟我从2007年以后就没有再就《白鹿原》说过一个字儿,彼此心照不宣。

对自我膨胀充满警惕

    北晚:你对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有褒有贬,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芦苇:导演和运动员一样,人都是状态的产物,状态好时能创造奇迹,不好时和所有的庸人一样。中国导演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获得成功以后都把它归为己有。舞台一大,真正让你单练的时候,就像皇帝的新衣,到底有几斤几两就都出来了。《霸王别姬》的成功是合作的成功,不是哪个天才的成功。我反复说,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组合好了,互相激发出一种创作力,各自贡献了各自的优势,就成了。反之,十有九败。

北晚:怎么能避免电影成功后的自我膨胀?

    芦苇:自我膨胀不是导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鲁迅有句名言,人一阔,脸就变。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合作的导演很多都成功了,也有一些人膨胀了。我能够跟你谈这个话题,说明我对它是有警醒的。我就要思考自己会不会犯这个错误,会不会走到自我膨胀的泥潭里去,这对我来说是个拷问。对我的批评一直有,我希望自己对批评能够保持冷静的心态。

    北晚:现在很多编剧在“诉苦”,认为地位弱势,很多时候在做命题作文。你写过按别人要求完成的剧本吗?

    芦苇:我的剧本有成功也有失败,但都是我自己愿意写的,不愿意的活儿我不接。编剧是个很艰巨的创作过程,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写,肯定写不好。奥斯卡关于编剧的奖有两个,相比之下,我们百花奖有几年干脆把编剧奖取消了,这是严重的歧视编剧,不重视编剧在电影工业里的位置。编剧是解决电影的结构和灵魂的问题,把编剧不当回事儿,匪夷所思,这基本就要了电影的命了。

    北晚:看过《白日焰火》吗?

    芦苇:还没看,一定会去看,而且要研究它成功的原因。廖凡的成功和这部电影的成功非常重要,说明只要有坚守,电影还是有质量的,廖凡的戏我看过,在《让子弹飞》里很有张力。中国好演员其实很多,只要给他们好戏,就能出彩。中国好戏太少,都挣钱呢,不太考虑别的。

中国为什么没人拍《狼图腾》

    北晚:你这次担任《狼图腾》的编剧是和外国导演合作,沟通有问题吗?

    芦苇:我和阿诺倒是合作非常好,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狼图腾》的故事意义重大,它其实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问题,它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特别遗憾的是,这么重大的话题,只有法国导演来拍。这部小说问世已经这么多年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了,中国导演没有人要拍。

    北晚:《狼图腾》的剧本写的时候和原著作者姜戎交流过吗?

    芦苇:我连提纲一共写了三稿,写得还很愉快。我和姜戎聊过三次,最长的一次聊了一个礼拜。谈剧本怎么弄,每场戏推敲。这是一篇很长的小说,篇幅浩瀚,我看中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需要下点功夫。 

  (北京晚报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