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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眼看经济

2014-03-31 10:08:48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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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是国宝级大师钱穆的一本特别的著作。1954年至1955年他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座,由其学生叶龙记录整理成书。这种门人学生或后人记录成书的传统很悠久,讲义稿成书亦习见。说这本书特别,乃因其为宾四先生唯一的经济史著作,未被台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收录。

    顾颉刚曾夸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第一部著作也。” 《中国经济史》行文洗练,犹有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之风,却无后者深奥之弊。从形式上说,每章节无论长短,其自然段落非常简短,错落有致,读之有“文如看山喜不平”之感,而无苦啃大块文章之劳神。内容则深入浅出。真如大讲堂上的洪钟大吕之余音,不失振聋发聩的作用。

    经济史乃专门史,钱先生主张学必融会贯通。他讲经济史,实则涉及除自然科学(其实也谈及了一些,但很少。因中国经济发展自然科学参与程度极低)以外之所有人文社科。他不否认西方学科越来越细化的优势,同时也主张“分亦必贵于能合”,也即传统的通才教育。“如欲学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绪论》里阐明研究经济史必备的两个条件:“鉴别的方法,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我觉得“鉴别方法”是做学问之道,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对我们这些非专业读者更重要。钱先生用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为代表,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两大流派。以晁错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属于计划经济。现代社会主义经济亦可归于此。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经济思想。中国政治之复杂,正是源自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钱先生将第一种命名为“轨物主义”经济思想。《春秋》云,“纳之轨物”。意即使民众进入他们认为正确的轨道,符合他们的标准。贫富标准、程度由当政者制定、控制,乃至延伸到生活方式控制、思想控制。这就从经济学角度完全解开了中国几千年缘何轻商贵农的传统。商业发达则民众生活水平过高,农业落后则民众温饱不足,两者皆无法施以礼教,当政者的地位就不稳固了。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恰好是前者的反动。钱先生对太史公《史记 货殖列传》中关于经济的论述作如下解释,“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无法改变。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们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这不由让人想起“王之国者,使民富;霸之国者,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富”的古训。所以钱先生高度赞扬司马迁的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事实上,直到两千年后,亚当·斯密才发现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撷取、使用正确史料,是史家必备之法眼,能于史实外见当下、预判未来。我读《中国经济史》的乐趣正在于此。他评判汉代均输法平准法时,引用《盐铁论》上的话,“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钱先生议论说,“均输官强迫百姓缴纳本身所无的土产,百姓只得将自己的货物贱价卖出,再高价买入政府指定的货物,如此一买一卖,人民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了。”按照正统史观,汉唐为巅峰,魏晋南北朝则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或曰黑暗时期。钱先生认为这当然不错,但应该注意到,“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均不及魏晋南北朝。他又说,“南朝在生活及文化上是相当有趣味的。比起西方文化,有过而无不及。”从这点上说,《中国经济史》又非单纯的专门史。

    《中国经济史》内容呈纺锤形,秦以前,宋元明清这两部分相对简略,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繁重。不知钱先生为何“忽略”与现当代联系紧密的清代。尽管如此,该书亦足当梳理往昔,烛照现实的美誉了。

(文 老祝  原载 晶报2014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