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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生不了亚当·斯密的历史根由

2014-02-13 17:52:04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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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至1955年期间,一代文史大家钱穆先生曾于我国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讲述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曾师从钱穆多年的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了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在我国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大受读者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形成这本《中国经济史》。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从历史中看经济,从经济中看历史”,依我看,本书的魅力也正蕴含于这句话中。

  钱穆曾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钱穆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主要囊括历朝农业制度、货币制度两大方面,而以前者为主。或者说,回首中国浩瀚的历史,更像是一部农业制度不断变革演绎的历史,从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到均田,“食”曾被拔高到“天”的高度,成为当权者的最大困扰。农业成了历朝历代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命题。唐代虽然推出了租庸调制,“改行两税制”,税赋制度取代了此前过于简单的田地制度,似乎淡化了农业这一主要社会问题,工商业似乎一度得到了较好发育,所以才有丝绸之路,但社会经济的根基依然是农业。

  事实上,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未能摆脱农业大国的历史形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业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及至今日,虽然政府对农业问题依然高度重视,但经过长足发展的工商业早已成为社会经济体的绝对支柱,通过继续发展壮大工商业,以便更好反哺农业、农村、农民,成了决策中心的焦点。农业大国虽然没什么不好,但倘若没有现代工商业的健壮成长,经济必然限于市场经济分工低端和经济体量单薄的双重尴尬境地。

  不知为何,钱穆先生对明清经济的讨论显得过于简略。事实上明清两代50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首度尝试与国际经济接轨,并最终摆脱数千年重农主义传统的关键时期。特别在晚清,既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奠定中国近代工业根基的张之洞,抱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思维,照猫画虎地致力于工业建设,寄望于通过复制西方工业发展模式,振兴经济。尽管督鄂17年,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一批开创国内先河的企业。这些企业虽一度看似朝气蓬勃,气势宏伟,但终未挽救晚清覆亡的历史宿命。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预置了一种个人理念,即合理性。所以,钱穆对历朝经济改革所言甚多,对体制分析非常具体。单从改革者的那些理念上看,确似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一项制度的看似合理性,并不代表其最终付诸实践后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好的制度只有得到有效落实才能达成初衷。特别是不少朝代慑于“祖制”的威权,对先祖立下的规矩未敢背负“忤逆”之名加以改革,导致原先顺应时势的制度,最终因未能与时俱进,反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全国人口为17749万,而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已达36169万,63年时间人口增加18420万,虽然人口增加一倍,但田地住房制度并未能及时更新,于是僧多粥少自然难免。

  回首中国经济史,虽然也曾涌现出桑弘羊这样的经济“先驱”。有的施政参政者也曾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如张居正,但时过境迁,这些改革理念大都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难为今天所用。也许这样要求前人太过苛刻,提出这样的疑问,只是基于另一个思考,即近代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诞生于西方,而非经济总量曾名列当时全球前茅的中国。

  提到现代经济学,就不能不提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现代经济学鼻祖。生于18世纪上半叶的斯密先是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从伦理学角度厘清了社会关系;1776年,经过反复思考,斯密又出版了被后世目为现代经济学的“圣经”的《国富论》。当欧美人为斯密的经济理念执着疯狂时,我国正值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就是那位如今频繁活跃于银幕和荧屏、赚足观众眼球的乾隆皇帝,曾将送上门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视为“奇技淫巧”而拒之门外,并自以为天朝傲视四方。曾有学者测算,乾隆时代清朝GDP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强,但也就是自《国富论》诞生起,西方现代经济体系迅速发育,尤其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一路狂飙。七十多年后,当经过工业革命并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借助坚船利炮,傲慢地轰开天朝那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国门后,清廷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已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脑后。

  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建模”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理性人”——假设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换言之,斯密的经济理论着重于每个个体的理性思考,其分析的原点在于一个字——“利”,即私利。

  尽管我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学家,他们也曾取得过明显成就,但其首要出发点往往在于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王权”和“皇权”。虽然民众利益也多被他们一再提及,但这种对民众利益的尊重,从未敢动摇“王权”和“皇权”根基。晚清看似红火的经济改革,也正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顺应“理性人”的基本规律,所以注定其努力千疮百孔。虽然“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但张之洞的重工业建设绝大多数处于“亏本的买卖”,张自己也不无感叹:“所成事不过十之二三”。比如曾引以为傲、亚洲最大铁厂的汉阳铁厂自建成之日起便处于亏损状态。截至1895年,汉阳铁厂总投资逾588万两,但投产前两年所产钢铁仅卖出24825两白银(20.16, -0.06, -0.30%),占投产前两年开支160万两的1.55%,亏损极其严重。直到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民办”,铁厂经营才有所起色。

  我国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无一不以捍卫“王权”和“皇权”为前提,一旦改革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不仅会开历史倒车,改革者还可能成为平息社会不满的牺牲者,比如商鞅、桑弘羊。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试验均以农业为根基,工商业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以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尊重个人权益与私利角度为出发点。他的研究也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专注于工商业。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我国历史上没能产生斯密的主因所在。

(文/禾刀  原载/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