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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2013-12-18 11:42:5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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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的著作,大陆出版过很多,从商务印书馆的“钱穆学术著作”集,到三联书店的“钱穆作品系列”,再到九州出版社的“钱穆先生全集”,这位二十世纪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已深为大陆读者、学人所熟知。 

    作为历史学家,钱穆广涉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嫌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他的观点,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 

    幸运的是,近日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经济史》,弥补了这一缺憾。与《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一样,本书系钱穆课堂讲授,其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真正与英文economy划上等号,还是近代与“革命”、“交通”、“教授”等词先在日本意译,再传回到中国。 

    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食货志》开宗明义便写道:“《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穀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郑玄对二字的解释与班固不同,此暂不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是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了。写作历史著作如同拍电影,一位导演拍摄的胶片经过剪辑,能够运用在电影成片中的比率非常小,大量的胶片(史料)是需要舍弃的。取舍之间,如何找到论述对象的内在逻辑,考验的是导演(著者)驾驭整部作品的能力。 

    钱穆既然能被称为史学大师,这种能力自然是极强的。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钱氏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布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亦由此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获得的成果,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当然,白玉微瑕,本书还是留有一些遗憾的。 

    首先,宋以后的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材料也更加丰富,按说,篇幅应比前代更多才是,但这本书中宋代之后的内容明显过少。我猜测,这很可能是由于钱氏在讲课过程中,兴之所至,汪洋恣肆,前面历史讲得过于细密,导致后面课时不足,临近期末,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其次,本书系钱穆弟子叶龙根据笔记整理而成,尽管他为本书做出补释,并润色全文,使之成为一部文意通达的专著,但还是存在一些记录中的讹误。所幸叶龙为本书所做的大量脚注,有利于专业读者核对原文,考察出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的无心之失;而对于普通读者,这些小的纰漏尚不至影响领会全书旨意。 

    总而言之,细品这部《中国经济史》,我们不难发现,它既有《国史大纲》之温情,又有《先秦诸子系年》之缜密;既有《湖上闲思录》之沉思,又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省悟。本书的学术性并不因为它不是钱穆亲著而削减,相反地,即使在钱氏自己执笔的著作中,这本书亦堪称难得之佳作。 

  (作者:智清,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