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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生:30年,一个人和一本书

2013-08-28 15:32:00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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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早春,一套全长近8小时、以中西方艺术对比为主旨的12集系列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连续热播,开场白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

  两年之后的盛夏,一部16开本、厚达1200页的艺术史“大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次亮相,它封面上振翅欲飞的古希腊胜利女神雕像,吸引着众人好奇的目光。

  种种创意,皆出自一位执著坚韧的中年学者之手。谁能想到,这一切背后,沉淀着他30年的心血与求索?

  缘起·轮回

  朱青生身材高大,一头短发,黑框眼镜,深色衬衣,乍看略显严肃,然而谈吐风趣,思路清晰。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硕士,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中国代表及常务理事。

  享誉西方学界半个世纪的《詹森艺术史》(因由该领域传奇学者H·W·詹森牵头撰写而得名)第七版中文本,乃是朱青生主持翻译出版的最新作品。说它“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项漫长的译书工程启动于30年前,时至今日才终告完成。

  1983年,年方26岁的朱青生在中央美院读研。有感于台湾学者的《詹森艺术史》中译本质量未如人意,他大胆向计划出版此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译。他跟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师大(朱读本科的母校)若干学界同仁联手,尝试“组合译制”的方式,即以美术专业知识见长的一方,与以语言知识见长的一方通力合作,互译互校,再由他汇集译文通稿,最后交付资深美术史家邵大箴审读。从1984年到1986年,历时一年半,《詹森艺术史》第三版中文本书稿顺利杀青。

  当时,该书转而列入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思想文化界极有影响的一套丛书),定于1989年出版。据该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回忆,他们征集的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最后未面世的两部书之一,就是朱青生的《詹森艺术史》,原因是此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虽然版都制好了,出版社怕赔钱迟迟不肯出。以至于1995年朱青生留学欧洲归来时,“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不久,有热心的国内出版商找到朱青生,请他重整译稿,并确定10个月为限。此时,《詹森艺术史》在国外推出了内容大幅变化的新版本,但十年前好不容易组织的翻译班子,大多数人都无意再续前缘,是“收拾残稿”还是“另起炉灶”?朱青生一度内心彷徨。直到有一天,他的三位研究生突然发难“质问”:既然老师一向倡导学术的诚实、认真,为何却放任多年旧稿不重新制作而让其面世?

  年轻人的率直,使游历多方归来后在艺术圈内声望日高的朱青生倍觉难堪,又感慨不已,于是痛下决心。他回忆说,当年重译多少因自以为是,今日重译则是自以为非,十几年风雨竟造就如此境遇,我心中确有一种坦荡的喜悦。

  思潮·历练

  第二天,朱青生召集了八位学生,再次采用“组合译制”方式,在沿用旧译稿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重译《詹森艺术史》第四版。1998年4月,译制工作收尾之时,他在译后记中郑重宣布:“了结绵延了十五年的一桩事情。”

  可是,由于异常复杂的新旧版权变动问题,第二次译稿,以及2002年~2003年间第三次重译的该书第五版,仍然无法如愿出版,只能作为朱青生在北大开设的艺术史课程的内部教材使用。

  一晃又是十年的光阴。2008年,出版社确认购入最新的第七版版权,刚刚度过50岁生日,早就是北大明星学者的朱青生,决意组织第四次翻译,方式依旧是“组合译制”。那一年,也是朱青生出任总撰稿的系列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开始筹拍之时。

  如今,手捧这部印刷精美却命途多舛的沉甸甸的“大书”,朱青生不由得感叹,近30年来,总共有50多个人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以至于译者无法一一署名,而与他年龄相仿的参与者们,都已从少年到白头。

  回首当年译书的初衷,他说,当时我们这群人觉得,汉语以外的人类知识实在太丰富了,应该系统地“转换”过来,才能让我们国家的文化宝库更丰盛,这项工程太宏大,需要大家一起来持续地做。

  1985年中央美院硕士毕业后,朱青生留校任教。就在那一年,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声势浩大的美术运动骤然兴起,一代刚刚从苦难和迷惘中走出来的年轻艺术家和评论家,不约而同地深入反思中国的传统艺术,不遗余力地引进、推广、模仿西方现当代前卫艺术,强烈呼吁“以艺术的眼光,重新感受世界和生命”。朱青生适逢其会,成为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手之一。

  行为·艺术

  《詹森艺术史》真的如此出类拔萃,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去翻译?他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我们最终目的和最大收获,不仅仅是翻译一部经典艺术史教材,而是借此过程推动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朱青生曾在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学习和研究,他痛感近200年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学术差距越来越大,“态度”不同乃是重大原因。

  据说大翻译家傅雷晚年时,曾到处搜寻自己经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加以销毁,因为这位以严谨著称的前辈自认为原译文讹误太多,不愿贻害读者。而放眼今日国内译界,或一人单打独斗,无须他人校对,便随意发表,或老师找几个初涉专业的学生,每人分译一段,然后匆匆合并出版,类似现象,触目皆是。朱青生说,这些质量难有保证的译文,将成为国内许多人思考研究的起点与依据,想来岂能不惊心?

  追求学术理想,保持对学问的敬畏,是要付出代价的。《詹森艺术史》之外,朱青生曾主持《世界艺术地图》一书的翻译,出版社最多只能付每千字80元的稿酬。结果一批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按反复相互校对4次的“组合译制”要求,全力以赴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最后平均每人所得到的全职整月工资,居然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城市贫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而此番《詹森艺术史》新版的校译,如果不是朱青生一位艺术家友人慷慨捐助了5倍于全部稿费的一笔资金,用于补贴相关人员,他的第四度努力,恐怕也会功败垂成。

  长达九千言且满纸辛酸的《詹森艺术史》译后记末尾,朱青生誓言“愿意烧掉自己的身躯来传承香火”,期待“风气改变的时候”。而在外人看来,他积30年之力译一本书之举本身,俨然也是一次姿态强硬的“行为艺术”,不易看懂,又别有深意——其挑战对象,正是当下国内学界越来越浮躁的学风,以及滋养此类浮躁的不合理学术制度与社会现实。

原载:中国经营报 文/谭洪安 于九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