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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望山河》:为普通人重构环境观

2013-05-21 11:47:04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大地一次次震动,灾难接踵而至……山川伤痕累累,江河枯竭,湖涸淀干,乡关望断——失败和失误,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朱幼棣先生的《怅望山河》给了普通读者以科学眼光思考的可能。朱幼棣,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朱幼棣在经济、地质、能源、医药、文学甚至书法等诸多方面有较深研究,《怅望山河》是继《后望书》后又一部力作。有关《怅望山河》出版的详细情形,记者专访了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春华。中国北方,北京天津,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断流了。几十年里一再在治水和治污、缺水和调水、水灾和抗旱中轮回。

  土地山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仅仅过去几十年,人们便彻底遗忘了:“千岛湖”原是沃野,千年古城、无数村镇,沦为泽国。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怅望山河》一书的编辑工作的?如何与此书结缘?从编辑到出版历时多久?
  马春华:了解朱老师是从他的上一部著作《后望书》开始的,惋惜于那些逐渐消失的文化遗迹,而《怅望山河》可算是朱老师的“再后望”,不同的是此次关注的是祖国的大山大河。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不幸再次发生,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发生了5.7级地震。悲痛之余,更觉此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重大。记者:山与河是大地的构成,本书对祖国的山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作者看来,我们的山与河出现了怎样的危机?作者的研究、结论是否带给您震撼和深思?
  马春华:朱幼棣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讲述了他写作的初衷,痛心疾首于因为政绩、经济,乃至于错误的认知而对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利用。尤其是数十年来移山填河的大工程,在缺乏科学态度的前提下频频上马,按照他的说法是“‘功在当代’,愧对子孙”。
  就我个人而言,编辑《怅望山河》的前前后后,也经历了朱先生自述的“一个人的科学觉醒”的过程。可以说,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思想独立、不盲从、不附和的思考,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震撼。震撼之余,其间对于地震预测、水利工程和人与环境的探讨和讲述,也令我这个自然科学的门外汉有机会一窥门径,非常难得。
  关于地震预测山与河,组成了大地构造,组成了辽阔的风景。祖国的山河也是我们信仰与理想的支撑。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大震已经过去,解读龙门山大断裂,许多问题仍需求证和回答。
  记者: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牵动了全国人的心,作者对地震也有独到的考察,书中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哪些独到之处?
  马春华:朱幼棣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听一听李四光的声音”。可以说,对于地震预测和地震的判断,朱幼棣先生基本上接受和继承了李四光的态度,即与其强调地震的不可知性,不如通过分析具体的地质条件变化来预测地震的发生。
  在我看来,书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几点特色:其一,通过一个个的具体事例,强调地震预测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坚决反对某些专业人员的“不可知”论调,一条条叙述地震预测的依据;
  其三,用普通人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解释地质专业问题。在我看来,第三点最为关键,因为这也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思考地震发生成因乃至“地震预测是否是伪命题”这种问题以可能,否则,尽管地震的灾害会带来切肤之痛,对于地震研究却总是隔行隔山,只能任由某些“专业人士”操弄公众的认知,以至敷衍塞责。
  记者:在朱老师看来,我们要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的回答中已有触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成因,一方面有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副作用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着决策轻率,对环境缺乏敬畏,对科学缺少尊重的主观原因。
  如果说,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由口号变为工作中的现实,那么对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将无法遏止,山与河对于人类的激烈报复也将绵延不绝。

  关于环境问题2012年“到武汉看海”“北京、天津大水”“云南昭通地震”,灾难接连不断。过去五十年,黄河、淮河、长江的水浑了,海河断流了,河流不再有生命的流量。完整生态系统的无序开发,导致流域调度失灵。
  记者:您期待此书达到怎样的目的?引导人们如何思考环境问题?
  马春华:《怅望山河》 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非常专业的地质、水利、环境问题,但其叙述方式绝不佶屈聱(áo)牙,对历史的回顾、对作者经历的叙述、对错误观点的批驳,条缕清晰地廓清了人们对于相关领域的疑惑。
  可以不夸张的说,通读《怅望山河》 将为一个普通人重构自己的环境观,更加理解科学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常说“赛先生”不是问题,“德先生”才是问题,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就说,应该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而不是退入专门的机构成为谋生的工具,借用古人的说法,就是“道”的层面,而非“器”的层面,如果经过近百年的熏陶洗礼,我们的科学仍仅仅是一种“器”,那么只能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距离真正的现代化依旧遥远。

记者:张双

原载:山东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