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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虫并雕斋里的微言大义

2013-02-19 10:44:4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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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虫并雕斋琐语》是王力先生的一本小品文集。王力,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少时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国学大师。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教科书至今仍为大学中文系必读的课本。

    王力先生也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曾与梁实秋、钱锺书并称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龙虫并雕斋琐语》正是他于抗战期间所写的小品文文集。1942年,王力先生在昆明赁居期间,写了数篇小品,自取名为《瓮牖剩墨》。后来由于费孝通先生的介绍,王力先生又开始给《生活导报》等报纸撰写专栏,分别为:《龙虫并雕斋琐语》、《棕榈轩詹言》、《龙虫并雕斋琐语》、《清呓集》。连同前面的《瓮牖剩墨》,这五部分后来被合编成《龙虫并雕斋琐语》,最初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此后这本文集多次再版,其中的内容仅少许改动,至今基本仍保持了初版时的模样。

    王力先生在序中并未避讳最初写小品文的动机是为赚取稿费,然而在当时还是受到包括闻一多在内的数位同事、好友的质疑,被认为“王了一和林语堂一样堕落了”。然而,王力先生却不以为意,并幽默地自谦为“雕虫”,这也是先生将自己的这本集子称为“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真正原因。

    知识分子的艰辛生活

    当年看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传记,读到过一段掌故:在留学巴黎期间,王力因为经济原因,经好友介绍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译稿,尚在馆内工作的叶圣陶先生收到了其第一部译著,读后曾说,“信达二字,钧(即圣陶公自己)不敢言,雅之一字,实无遗憾。” 自此,我心中就一直对王力先生的文采心向往之,便惦记着能有机会好好拜读先生在学术之外的文章。

    据先生自己的回忆,在执教西南联大期间,出于生计的考虑,他曾为报刊撰写过一段时间专栏文章,这些“为稻粱谋”的小品文后来在1949年由上海观察社编辑成集,取名《龙虫并雕斋琐语》出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本集子又在香港和国内分别再版,许多读者均得以一尝其中的韵味。然而,时隔多年,如今想要再找当年这几个版本就十分困难了。幸好,有出版机构慧眼识珠,将这本小集子重新包装上市,让我得以解了结了多年的“心头之痒”。

    事实上,“龙虫并雕斋琐语”这个名字为先生自己所取,本是指他在1941-1942年间为《生活导报》所撰的那系列文章。顾名思义,“龙虫并雕斋”自然是戏称自己同时写作专业学术文章和业余的小品文的情状。对这一情状,先生曾幽默且谦虚地表示,“其实雕虫则有之,雕龙则未有也。偶尔想要雕龙,结果恰像古人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实在是‘雕龙不成反类蛇’,所雕的仍旧是虫,只不过是一条‘长虫’而已。”

    然而,在这个看似玩笑的“龙虫并雕斋”下面,却包含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艰辛生活。王力在谈到写小品文的初衷时并不忌讳,他直白地讲到,“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同是我这一个人,要我写正经的文章就为了推敲一字呕出心肝,若写些小品,我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王力先生写小品文并非没有遭到过反对,这种反对不仅来自不识名的读者,也来自同事和朋友。据说,当时闻一多和王力在一个系里办公,彼此也是好友,而一多先生在听说自己这位研究语言学的朋友,居然在给报纸副刊写小品文时,就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反对,“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 一多先生会有如此意见,一方面恐怕是与其耿介直白的性格有关,也就难以体贴朋友实际生活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或是未能仔细读过王力先生的这些“雕虫小技”。我相信,如果读了,一多先生定也会如吕叔湘一般称赞,“(《琐语》)既是历史,又是新闻,更重要的,还是好文章,读起来津津有味”。

    文士所有的锋利笔锋

    这些小品文当然并不是真的都是些“低级趣味”。首先,从题材来说,王力先生的这些小品文许多都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态。在《路有冻死骨》一文中,王力先生鲜活描写了他在昆明目睹的百姓的困苦生活;而在《寡与不均》一文中,王力先生则将笔锋指向了战争期间大发国难财的军政要人。这一恤一骂间,王力先生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而在《领薪水》中,王力先生更是毫不避讳地为战时的教授们“哭穷”,他用简洁地语言勾勒出了当时教授生活的辛酸:“家无升斗,欲吃卯粮不能;邻亦箪瓢,叹呼庚之何益?典尽春衣,非关独酌;瘦松腰带,不是相思!食肉敢云可鄙,其如尘甑愁人;乞墦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力先生幽默而真情的叙述感动了许多读者,甚至于有同样身为公教人员的读者在读了该文后,动情地寄了两百块钱给先生。自然,先生最后是回绝了读者的好意,但这桩事却着实印证了先生的这些文章不止是在“雕虫”而已。

    同许多杂文家一样,中国人的陋习也是先生笔下不肯放过的题材。在诸如《迷信》、《劝菜》中,先生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批评了这些陋习。例如《劝菜》一文,作者写道“有时候,把客人不爱吃的东西硬塞给他吃,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是令人难堪”。文中王力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自己十年前的一次作客,主人把他的饭碗里堆满了鱼虾鸡鸭,他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饱了。后来主人劝之又劝,王力先生才说:“那么请你们给我换一碗白饭来!”读到此处,先生的描述简直是要令人喷饭,却不由得让人深感劝菜这种陋习是多么令人尴尬。有趣的是,后来读了王力先生的传记才得知,这段经历正是他往苏州去与他后来的妻子夏蔚霞订婚时的遭遇,而劝菜之人则是夏的姑妈,怪道王力先生在最后要说自己是“年少气盛”。想起这段故事,再对照着读王力先生在《劝菜》中显出的无奈,实在是有趣得很。只是,回过来看,王力先生对同胞的这种批评,较《寡与不均》这类针砭权贵的文章,显然要温和得多,文中的词句尽管依旧犀利,却没有了刻薄和鄙夷,往往在最后还要笔锋一转为当事者解脱,所以先生也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

    王力先生就这样在“雕虫”的“瞎胡调”中,忽而严肃忽而有趣,忽而讽刺忽而笑骂,让我们在熟悉了那个年代的诸多荒唐和辛酸后,又回转身来就反思当下的诸多现实与当年先生所处的环境依旧未有进步。尽管先生谦虚地说,写这些小品文“完全是为的自己”,但却让我们在见识了一位语言学家用字的精准以后,还要再度感叹一位真正的文士所拥有的锋利笔锋。

                                                                       作者:严杰夫 来源:东莞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