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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消逝的新闻现场

2013-01-21 15:08:24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王淼(书评人)

    从一九四五年的抗战胜利,中国社会一切有若日丽中天、光明一片,到一九四九年形势急转直下,乃至神州巨变、江山易色,短短的四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最为万般莫测、诡谲多变的日子。对于这段日子,我们听到的多是一面之词,亦即作为战胜者一方的大陆主流历史学家的论述,却很少能够了解同样亲历了“国府垮台”的溃败者一方的真实感想和看法。前《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先生的回忆录《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所取的虽然只是个人视角,却以一位记者敏锐和细腻的文笔,再现了一个政权垮台前的种种,还原了六十多年前的新闻现场,让我们看到平时绝难看到的历史细节。

    正如前《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所言:“不论中外,任何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光彩照人的新闻工作者,为苍生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龚选舞先生身逢大转折的时代,他虽然是无意间闯进新闻界,且骤然接触到政治圈,却秉持一位新闻工作者公平与正义的良知和信念,真实记录了国民政府还都、审判汉奸、制宪国民大会、国共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龚先生笔下,你能够感受到战后美国式民主思想的输入与国内民主党派的壮大,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自由氛围,也能够进而反思一个政权从“当年气焰掀天转”,到“如今逃奔亦可怜”的深刻原因。若龚先生所说的,国民政府之所以在短短的四年间便由盛转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被学潮闹垮。所谓“三垮齐至,怎么不垮。”然而,“三垮齐至”毕竟已属结果之一部,究其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丧失了人心,也同样是因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读龚先生的文字,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固然令人过目难忘,但比较而言,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珍贵细节。比较典型的当然是龚先生笔下的汉奸大审,且不说其间披露的公私请托、双管齐下的种种内幕,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而龚先生所亲眼目睹的大小群奸的百态窘状,更是让人眼界大开。诸如缪斌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终被拿来开刀祭旗,成为群奸中受死的第一人;隐居苏州的梁鸿志因宠妾回沪取宝,被人跟踪,终于被执;一度有机警狠毒之称的大特务丁默邨,实际上却是一个胆小无比的病夫……龚先生对周作人的观察与描述可谓尤其详细,他眼中的周氏“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他分析周氏的冷漠孤傲,其实并非真正的冲淡闲适,因其从小多变疏懒,便不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物,所以一旦遇到环境变迁,遭遇不佳,“孤零零、冷清清的周作人便不免动摇了”。即凭此论,龚先生虽然不是周作人的研究专家,却又远非一般周氏研究专家可以相提并论了。

    另外,龚先生在回顾彼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新闻之余,还时常有意无意地荡开笔触,讲述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闲适话题。比如,他写及在夏都庐山采访国府政要,会追溯庐山史志和牯岭别墅群的形成过程,对自己登山时乘坐过的滑竿价格,也会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可知当时虽是公差,但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还是需要自掏腰包的。他写及当时记者“一出差到了外地,地方官就把我们待若上宾,消极地希望我们‘笔下超生’,积极地更盼我们‘上天多言好事’。”可知彼时新闻之受社会重视和记者无冕之王的力量。他写及公审巨奸周佛海,听审者多是“借为周某欢呼捧场之举,来表现对于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与之相关的时局变迁,从中当更不难窥见一斑。

                  来自晶报·深港书评2012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