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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棣:怅望山河的“非纯环保主义”者

2013-01-21 14:42:49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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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伊曼、特约撰稿丁舟洋

    这是一位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全能型专家”,戴着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普通话里掺着点浙江口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3个多小时里,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他已写和将写的8本书。这些书领域跨度极大——从环保、医改到珠宝、书法,还有佛学。

他是62岁的朱幼棣。前地矿工作者、前新华社记者、前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第一届“地球奖”得主,也是一位能源行业的商人。

    他毫无压力地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的诸如“时间够不够用”“精力够不够分配”这类问题,答案都是“没有问题”,但却不能一口说出自己最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自己之所以对很多领域的问题都渴望去钻研,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观点都是错的,(它们)传递了一种无所作为的信息、无能的信息。那么我就很焦虑。”

    当过多年记者的朱幼棣说,他对揭开真相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执著。他说自己无法忍受粉饰和谎言,无法忍受被利益操控的假话空话大行其道,是这些赋予了他钻研的动力和写作的激情。

    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

    1974年到1978年,在浙江省205矿五部矿区当技术工人的他,同时承担着矿里的办公室文书、电影放映员、会议记录员的工作,还包办了“批判专栏”板报,同时任《浙江日报》的通讯员。

    1977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朱幼棣报考了数学专业,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能通过政审。1978年,他因参加对口学习错过了高考报名时间,某个晚上一个人坐在技术科办公室里流眼泪。一位好心的同事看见了,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镇里帮他要到了一张报名表。这一次,复习时间不够的他改报了文科,以县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录取。

    1982年大学毕业,各科成绩基本在90分以上,外加发表了十多篇小说的朱幼棣被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业采访室,负责交通、铁路、轻工部等条线。

    白天写稿编稿,晚上写小说,是他那些年的标准生活状态。他说自己写作的思维方式和笔法随时在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切换——白天新华体,晚上文学体。白天的目标是敬业和不说假话;晚上是“自留地”,写作为满足内心的需要。

对他而言,那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训练阶段。文科式的社会抱负、人文情怀,和理工科式的“科学的觉醒”,同时在他的思考过程中萌芽。

    “一个人的科学觉醒好像需要一个过程。我是思考也好写新闻报道也好,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朱幼棣对本刊记者说,“比如,看到一条新闻,说河西走廊的老百姓在沙漠里吃到了鱼,因为他们在沙漠里养鱼。我当时就想,这个地方的蒸发量那么大,你这样搞个养鱼塘出来,成本不是太大了么?合适吗?”

    这是他最初的环保觉悟。但他说自己并不是“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是站在宏观的视角算“综合账”。他说自己在地质、能源、环保、经济政治等领域都有长期的研究,这些积累赋予了他极高的自信。

    虚弱的“纯环保”

    朱幼棣对那些破坏环境、贻害后人的工程深恶痛绝。

    “这个利益集团捆绑的东西真是糟糕透了。我认识一个民营企业,是有点关系的,把金沙江的一个水电站买下来,一年好几千万利润就从那来。澜沧江也被‘瓜分’了,完全像台阶一样,一级接一级,这个地方的坝尾,就接着下个地方的坝头。”

但他并不赞成以“纯环保”理念的反作用力去阻止这些。在他看来,“纯环保”对这些工程是螳臂当车。

    以高库大坝为例,“现在很多人都是从生态角度来讨论,我觉得应该从经济社会综合角度去看。有些工程,光是用‘环保’为由是阻止不住的。你说一条鱼、一个物种的灭绝阻挡得了大坝的建设吗——就是很多种鱼的灭绝也阻止不了。”

    他认可的做法,不是循着环保而环保,而是要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视野来考虑问题。“土地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文明的价值、古城的保护??你要在这个地方修一个高坝,就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来讨论这些问题。”

    很多年前,朱幼棣就开始关注和记录被大坝截断的江河。90年代,他到三峡的坝址走了好几趟,心里产生了一些质疑,但是并不完全是从环境生态的角度。

    “当时,有几个记者抱了一大摞材料回来,抄抄写写,半个月就搞了一本书出来,赞美三峡。问我要不要一起干,我说不干。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大愿意卷入这种很情绪化、很激烈的争吵中。”

    一方面,他看不惯一些利益集团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贪婪,以及一些为了帮工程开道而刻意论证“合理性”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他也看不惯一些环保NGO非理性的、抒情式的反对模式。

    大多时候,双方的“骂战”是互相“妖魔化”,在他看来于事无补。

    朱幼棣将这些思考全部都储存,写进了书里。他说,大坝本身现在不好说,利大还是弊大?这个留给后人评价。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它将要出现什么影响,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

    “我写《怅望山河》这本书的时候,老觉得是在写‘江河史’。这就是江河的最后一章了。像海河的消失,可能就是最后一章了。”

    关于“环保的暴力”

    2012年7月,朱幼棣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著作《环保的暴力》中文版作序。这是捷克大使馆专门找到他并发出邀请的。

    他告诉本刊记者,90年代他就对全球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应邀为《环保的暴力》作序后,他又认真研究了二氧化碳问题。

    瓦茨拉夫·克劳斯对现下一些“环保主义”的言论有着异常尖锐的批评,认为“全球变暖”和“节能减排”等环保警告或口号不过是些政治手段,是一些政客的工具和伪科学的谎言。

    “有很多政客、公众人物、社会党人及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对此津津乐道,将‘全球变暖’要么变成其盈利的生意, 要么变成他们反抗自由、对抗市场及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一论调,经常被其维护者们引证为‘至上之善’和‘拯救世界’,它不仅仅是错误的、无用的无聊之论,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其采用的形式则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补助和调控,这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自然发展运行。”捷克现任总统在其书中说。

    克劳斯的言论遭到了很多环保组织和个人的激烈反对。

    “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有时政治的眼光同样会导致立论的偏激,但他真实地指出了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朱幼棣在该书中文版序言里说。

    在他看来,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这一点上,他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

    “二氧化碳是空气含量的万分之三,人类能控制的就万分之一,另外万分之二是不可缺少的。万分之一的东西,你把它看那么高?美国夏威夷的火山爆发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你算过没有?森林火灾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他说。

    类似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第一次在类似问题上被刁难。

    “地球气候有几次轮回,包括唐朝的时候气温比现在高很多,清朝要比现在冷很多。所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到底有没有那么大?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西方国家不讲二氧化碳问题,讲甲烷——甲烷是种水稻产生的,要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减少水稻种植;现在中国成了能源消耗的大国,二氧化碳就被他们拿出来突出说了,就不说甲烷了。”

    关于气候的变化,乃至环境的变化,朱幼棣认为应该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而不光是盯住二氧化碳,很多热衷谈论这一问题的西方政客是为了选举而制造议题;同时,在他看来,很多环保NGO“知识结构有限”,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去呼吁,去反对,不懂得“算总账”,不仅起不到建设性的作用,更容易跑偏,让自己狭隘化、弱智化。

    “任何环保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要算总账才能知道得失,才能抓住要害。”

    为历史真相做记录

    朱幼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浙江新安江水库就是一个“算总账”后,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典型。这个案例他在其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关于环保的著作《后望书》里详细写过,当时是抱着“为历史真相做记录”的心态来写的。

    “我看到电视里新安江水库的水底考古直播,发现古城,还轰动世界??我特别受不了。才半个世纪,就把移民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而且现在还在污染。我特别不能容忍。”

    新安江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可替代其发电量的能量,只相当于四五十万吨的煤,也就一个小煤窑的产量。可是,该水库的修建却淹没了600平方公里沃野。而恰逢困难时期的库区20多万移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直到现在,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这么大片的山林和耕地以及城镇沉落到水底下去了,就是算地价,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值。”朱幼棣说,“应该把快要淡忘的惨痛记忆,赶紧抢救出来,可以给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教材,不管这个教材是反面还是正面的。”

    他说,凡是自己下决心要搞懂的东西,都会花很多时间钻进去。比如说《怅望江河》,从筹划到酝酿到写作,前后花了5年时间。所以,他自信自己写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来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12月29日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culture/2575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