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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与中国的现代化

2012-12-17 11:18:21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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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danyboy

一、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 
   
   冷战,首先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地点主要在欧洲。所以,即使想在冷战研究的领域另辟蹊径,也难以脱离美苏之争的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冷战的学术著作大抵如此,但颇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多数著作尽管极尽客观,但难以脱离褒美贬苏的成见,倘若再没有什么史实的猛料,这类冷战史就会很乏味。文安立这本《全球冷战》,并不是对褒贬美苏唱反调,而是跳出诛绝褒贬,甚至跳出国际关系视角,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冷战,再加上翔实的历史猛料,就令《全球冷战》一书显得很有意思了。 
   在文安立看来,冷战绝不仅仅是姓社姓资之争,也不是东方的邪恶帝国与西方的正义帝国之争,而是别有意义。《全球冷战》一书的前三章犹如全书纲领,集中论述了他对冷战的全新概括:第一,冷战表面上是美苏之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但从更长期的历史阶段看,冷战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浪潮的延续,是从欧洲殖民者对第三世界领土、资源的瓜分,到美苏两大帝国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对第三世界制度、伦理等“现代化理想”的瓜分;第二,据此,文安立对冷战史的叙述重点在第三世界,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来展现第三世界在面对美苏提供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时,进行应对的做法。据此两论断,我们能发现文安立论述的冷战本质:冷战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之路遇上的问题。 
   《全球冷战》的前两章分别阐述了美国与苏联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特征,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各自拥有一套走向现代化的理想、路径和精神力量,包括如何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正义、幸福、富裕和尊严等。文安立把美苏分别概括成“自由帝国”和“正义帝国”,像是有意切合现代政治哲学中矛盾重重却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论题:“自由与平等”。所以,文安立认为不论美苏在越南或阿富汗各自犯下怎样的滔天暴行,他们在冷战期间对各自意识形态持有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并不全然虚伪。因为,两大集团在顾及自身与盟友利益的同时,也的确都在奋不顾身的为第三世界指出现代化道路。
   譬如美国,文安立说,“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第6页)这一论断非常深刻。在今日世界,美国既是解放者,又是侵略者;既是通往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灯塔,又是激烈破坏其他地区传统习俗的“破坏王”;既是消除暴力的,又是充满暴力的,这些悖论在美国身上表现的一点也不矛盾,其原因正在于这种充满热情的现代化传教。似乎美国人觉得,但凡与美国不同却又还活的好好的国家与地区,即便不挑战美国也已然构成对美国乃至人类的威胁,文安立概括为“现代性福音”,实在一语双关。在今日,美国化、全球化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同义词了。 
   而论述苏联也大抵如此。苏联不仅在国家利益上与美国处处作对,更深刻的是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美国,但在当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且貌似更“平等”的现代化道路。于是,苏联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已挑战了美国的上帝使命。文安立分析指出,其实苏联在对外干涉的层次、强度、频率方面比美国差远,但因意识形态的力量上却咄咄逼人,冷战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两个国家与集团之争,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之争。 
   世人皆晓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提前十年到来,这标志着苏联道路显然不是走向现代化的近路,而俄罗斯恐怕至今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同样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但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苏之外的国家来说,美苏冷战的胜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看出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复杂性,冷战并非不堪回首的过去,而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宝贵经验。第三世界国家从冷战中找出隐藏在善与恶、进步与倒退、自由与平等、暴力与和平等表面现象之下的经验教训,才是更为实际的做法。 
   
  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或中华帝国摹仿史 
   
   《全球冷战》并未太多涉及中国,文安立撰写的《动荡不休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即将有中文版面世,也早就写过一本《冷战与革命》(广西师范大学2002年版)讨论美苏之争与中国内战,所以,在《全球冷战》中,被讨论的中国并不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案例,而是作为美苏博弈中的其他大国角色。但这不妨碍我们仍然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因为中国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基本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近两百年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即现代化问题,想象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对皇帝陈词日本、俄国、土耳其等国“变革”以兴,而印度等国不变革以亡的时候,他们指向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当代史,正是一个不断实验各种现代化途径的历史。 
   我们不妨用“中华帝国摹仿史”来简单而戏谑的概括这两百年:洋务运动尚只是“中体西用”、官僚主导下的军事与经济改革。此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摹仿了日本,其重点在于君主立宪制度,好歹也制了一部宪法;民国肇始,最初摹仿的是美国,其重点是权力集中的总统制;蒋中正氏初兴,则摹仿了德国与苏联,其重点是吸取了在当时看来颇为有效,但今天看来颇为恶劣的一些制度,如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和党国体制;中共1949年建政,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全面摹仿苏联;改革开放后,朝野(包括貌似势同水火的体制派与反体制的各类人士)则一致同意摹仿美国,改革最初的共识某种程度来说是“走向美国”的共识,因为全球有那么多现代化国家,但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不同(例如英国至今没有成文宪法),但朝野对现代化的理解一般就是指美式的。所以,对美国的摹仿更准确的说,是以美国作为现代化毋庸置疑的唯一标准,包括那些手握权杖说“不走邪路”的阶层恐怕内心也已把美国作为现代化的标准,他们的意图无非是在走向美利坚的自由之路时,不愿意他人染指自己的利益而已。 
   两百年的摹仿史充分说明了一点:始终在摹仿,从来未超越。因为中国既不是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的殖民地,也不是如南部非洲诸邦一样没有轴心时代伟大思想的国家(有点政治不正确,请谅解),中国是一个持续千年向周边输出通往仁义礼制等正义秩序道路的国度,同样是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明,就像一个千年女巫,早已阅尽世间男子,无法以处女视之。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比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更为艰难。所以,在我看来,当遭遇千年大变局之时,中国的反应已经足够迅速了,如此尽快的调整步伐,反复试错,那么多精英视死如归,已经是这个民族的宝贵智慧与财富了。近现代英雄或枭雄人物,包括李鸿章、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等亦不为不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观评价过去二百年历史时倍感棘手,忽而归罪于传统,忽而归罪于外侮;忽而宽容,忽然苛刻;忽而目人物为卖国贼,忽而目人物为救世主,这种混乱是摹仿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至今尚未解决的明证。 
   于是,《全球冷战》中罗列分析的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历程,彷佛成了中国两百年内改革或革命不同侧面的缩影。如埃塞俄比亚、伊朗、索马里、柬埔寨、阿富汗等分别或先后采取苏联或美国道路的国家,绝大多数走上的反而是族群分裂、政党互搏、经济崩溃的悲剧之路。跟随苏联进行现代化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全军覆没,而跟随美国的只有两个政体勉强及格:韩国与台湾地区。众所周知,这两个地方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由本土强权人物主导,在先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后,还经过一些小规模流血事件后才成功的,而它们挑战的独裁者恰恰却是由美国支持的。所以,冷战中第三世界的命运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是:可以摹仿,但不能移植,单纯“开药方”的思维已经过时。 
   
  三、未来中国的现代化 
   
   在文安立看来,既然冷战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那么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明显表现出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也同时具有了“反现代性”的倾向。当第三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美苏两条路会带来灾难,从而反思自身传统时,最初意义上的“第三世界”也即宣告解体。 
   今日国际,最典型的现象当属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从伊朗与阿富汗看,伊斯兰主义是冷战的必然结果。文安立敏锐的发现,一方面,很多伊斯兰主义者在早期会被左翼主张吸引,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精英分子逐渐走上了既反美又反苏,并利用美苏矛盾的道路。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在拒绝美苏的现代化指路牌之后,选择了来自自身宗教与历史传统的道路,在拒绝美苏的同时几乎也就拒绝了现代化本身。亨廷顿曾说:“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文明的冲突,第114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是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非今日媒体简单呈现出的那种暴力表象,例如塔利班最初是温和的学生组织。亨廷顿更准确的说:“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第118页) 
   于是,这给中国未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美苏之外的又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尽管中国不能移植美苏任何一条道路,但也绝不能拒绝现代化,尤其不能走向激进的民族主义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言,激进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分裂与战争。此外,严格来说,中国两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白走的,到现在至少已经在工业化、教育普及等方面较为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如果政治的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其他现代化成果包括多年积累的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很有可能失去。而到那时,无论是哪一派、无论主张的多么宏大的理想、多么高尚的主张、多么美好的愿景,一旦出现杀戮与死亡,就意味着永恒的失败。有句话说的好:战争总有胜负,而母亲永远是失败者。 
   对当下中国来说,政治改革即政治现代化。有趣的是,很多人认为政治改革无非是开放党禁、言论自由、实现普选、取消审查等技术手段,最剧烈的主张也仍然局限于这个层面。但在我看来,政治现代化决定了一个共同体的统治秩序及其国民的道德伦理和气质,政治改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重大的立法问题,是统治者的“受命”问题,是共同体的“再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怎样才能和平、人道、有道德的实现政治现代化。 
   所以,冷战之后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首先,一定要避免“进口”或“移植”他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文安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冷战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分子们往往乐于引入超级大国来开拓自己主张的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一特征仍然非常显著。如今朝野虽都在以美国为标准,但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出国,随着对各项具体制度的思考,大家会发现:美国(各国)自有制度,非纯用自由民主也。于是会发现,对他国了解的越深,对“移植”的成功的胜算就越小。这种微妙的态度或许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无论怎样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反思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也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命运。走向个体的自由、群体的平等,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走向。就算是合理的统治仍然需要高贵的谎言,也要做到能让人真心相信你的谎言。李泽厚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的经验论和尝试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至少,在一个现代城邦里,哲人的“微言大义”要真的做到“隐微书写”,这是节操,也是自保。大众要的无非是物质丰富、自由民主,那么哲人不妨把这些提供给大众,把高贵留给自己。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一向不介意“拿来主义”的中国人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走的如此艰辛?这恐怕是因为,中国自己仍然是一个“汉家自有制度”的“帝国”;仍然有一个呼之欲出,但却至今仍未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仍然需要一个由传统塑造的共同伦理来作为政治改革得以和平进行的共同基础与前提。而只有将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伦理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改革之路也才能顺理成章的进行。 
   未来的中国不应该也不会提供像苏联那样挑战美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必然只适用于自已,但这也要基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及巨大的生产消费能力,基于公平而自由的经济贸易,基于儒家提供的人道主义。因为中国的目的不是输出现代化道路,而是完成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呵护传统带来的共同伦理,让每个人活的富足、仁义且彬彬有礼。这才是冷战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