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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处坍塌——读龚选舞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

2012-10-08 14:07:00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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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194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龚选舞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本书中,作者看似随意披露蒋介石等国民党核心领导人物,以及审判汉奸等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民国政府陨落的历史轨迹。  

很显然,对汉奸的世纪大审判在龚选舞的新闻事业生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本书浓墨重彩之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比助纣为虐的奸徒更令人痛恨。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巴黎,紧随其后,惩处法奸成为全社会的一致“诉求”。于是,那些曾经有过通敌行为的妇女被剃了光头,更多法奸则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审判。虽然以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些审判兴许有些瑕疵,但在公众满腔怒火的历史时期,这些审判难以博得公众的任何同情。  

不过,龚选舞呈现的汉奸审判历史事件真相,与我们今天的想象有着千壤之别。这些汉奸者,像陈公博、周佛海、缪斌等人都是见风使舵者中的绝顶高手。当看到日本颓相始露,周佛海、罗君强、马骥良、杨惺华等大汉奸又迫不及待地同重庆的戴笠暗通款曲。抗战胜利伊始,这些人甚至曾被戴笠用飞机接到重庆,原本以为即便无大功,也不至送上断头台。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不久戴笠坠机身亡,周佛海仰天哀叹:“我也完了”。  

此书中的许多信息颇耐人寻味。曾出任汪伪立法院副院长的缪斌,自称曾受重庆命令,赴日谋和,并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费解的是,一开始缪某确实未受法办,但不久便被押往南京,最终判死处决。后有媒体透露,“由于美军无意间在日本档案中翻出缪某不久前携往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原来,在当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的开罗巨头会中,原有任何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谋和的决定”。  

此说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版)一书中便有涉及。抗战后期,为争取罗斯福的更多援助和支持,蒋介石至少想给罗斯福以某种假象,即倘若美国不能履行援助诺言,那么在艰难中曲折求生的重庆很可能被迫倒向日本。缪某这一人物是否曾担当过此角色尚不可知,但重庆把玩“骑墙”的玩火之举,显然有逾越是非界限之嫌。  

相较于缪斌,同样作为大汉奸的周佛海,最终居然在蒋介石的两度亲自介入下免死,这或侧面证明蒋介石内心确可能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周佛海终于免死,蒋介石也兑现了其对周妻的诺言,但重塑社会公信力的法律却受到无情的伤害。  

对于汉奸的结局,很多人早就料知结果。也尽管当时的法庭还未真正适应现场辩论的审判文明,习惯于照本宣科,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法庭并非走过场的虚把式。如殷汝耕“延聘章士钊、叶在杭与张文伯三位大律师”为其辩护,三位大律师也确曾从《惩治汉奸条件》实施日期中找到法律依据纰漏。在温宗尧到底七十九还是八十岁的问题上,检察官与法官有过激烈交锋。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明知蒋介石暗中为周佛海免死说情,但法庭坚持原有死刑判决而不让,直到蒋介石不惜自损声威地出面颁布减刑令。  

蒋介石挽救周佛海性命的目的达到了,可法律的声望就此滑坡,社会公信力由此大加丧失。法律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的底线,当这一底线被权力随意蹂躏,损害的除了法律,还有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支柱。 

其实,丧失公信力的不仅仅只有法律的尊严。在审判周佛海环节,龚选舞首度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审判周时,“法庭内外万头攒动”,然而,许多人并非是来看周佛海如何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是为周佛海欢呼。之所以出现这种悖绝民族大义的现象,原因就在于重庆还都南京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层面歧视沦陷区的民众,比如规定以中储券二百元兑换法币一元,而实际估值仅为二十八比一,这无异于向原本渴盼回归的沦陷区民众课以重税。再比如,一些曾在沦陷区入学者,即便同样有过抗日的过硬经历,依然会因为上的是“伪校”而矮人一等。  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先期飞赴南京接收的工作人员昧着良心劫收金子、房子、女子、车子和位子……以如此形象,自然不可能赢得无论是封锁区还是沦陷区群众的爱戴,更不可能重建一个政府的公信力。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声望最高处重建,最终却只能面对公信力的无奈坍塌。从这些意义上看,后抗战时代,虽然日寇侵略风险不复存在,但公信力的迅速坍塌,实际已昭示出社会未来发展走向。  

文叙至此,陡然想起《建国大业》中的一个经典桥段。一个阴郁的雨天,即将逃至台湾的蒋氏父子在雨花台拖着沉重的步伐,面对儿子蒋经国的肃腐恳求,颇感无奈的蒋介石出语意味深长:“反,亡党;不反,忘国”。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实际上也像是一个非改革图强不可的晨钟。历史发展的现实是,这一钟声并没有真正震醒既得利益阶层。

                                                         (原载于东莞时报2012年10月7日,作者: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