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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改变国家——读《清日战争1894-1895》

2012-09-10 14:28:53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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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舟|文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征是全面危机。尽管一般历史教科书给人的印象是,此全面危机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鸦片战争对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无触动。真正引起震动并使国人普遍感到全面危机的事件,是50多年后的甲午战争。用梁启超的话说,甲午战败所激发的思想变化,乃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直至此刻,中国人才普遍意识到,老法子不行了,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就必须改革。

为何甲午战争给国人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原因不仅在于我们输给了一个自己原本瞧不起的敌人,或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空前暴露出一个真相:当时的整个国家体制已经无法适应一场现代战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宣称,甲午战争是一场“文明对野蛮”之战。这一说法充满了帝国主义气息,但是,在这一战争中,中国的种种弱点确实表明,它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邓世昌等英雄的个人牺牲所无法补救和挽回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对此有一段评论:“战争一方的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这几乎是李鸿章一人对日本一国的战争,且他遭到各方的掣肘。作为一个农业帝国,中国虽拥有庞大的潜力,却不能有效动员其全部力量。

清朝:国家体制的失败

甲午战争爆发时,洋务运动已施行了30年,然而,清军的表现,无不体现出整个国家体制的前现代特征。陆军编制没有番号;建制中没有独立的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运输兵等专业性兵种,炮兵混编在步兵营内;没有固定的卫生兵编制(战争中因病而死的比例远远超过战死者),士兵治疗伤病费和营养费由个人负担。虽然全国陆军总数高达96万,并临时征兵60万,却由于后勤运输落后(铁路里程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海上则靠租赁洋船运兵),调遣出关参战者实际仅有10多万,不敌总兵力24万的日军。而出战士兵装备的武器也是多种渠道购买的西式武器,其种类繁多、弹药各异、操作复杂的状况,给战斗作业、弹药补给、枪械维修带来极大困难。

更重要的是,士兵主要依靠个人效忠、吃军饷、为皇帝打仗来激发斗志,与日本军队中向官兵灌输的强烈国家观念形成鲜明对照。如本书所言,北洋水师最高长官丁汝昌本是“农民出身的陆战将领”,其受命指挥亚洲最大舰队,主要原因就是他和李鸿章是同乡。值得补充的是,甲午战争中另两个重要陆军将领叶志超、聂士成也是合肥人,这都是淮军中狭隘地域观念的明证。至于宣传、沟通等方面,双方差距更大。清朝没有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无法传递,影响战场斗志。清朝也没有现代国家的宣传机构,无法向国内及世界舆论施加影响,反倒是日本成功开动宣传机器,将自身塑造为正义一方,是“拯救朝鲜于水深火热、为朝鲜争取独立解放的文明战争”。

与清朝相比,日本的战争规划可谓处心积虑,战前很久,就将全国产业纳入战争轨道,实现由“殖产兴业”到“富国强兵”的转变。外山三郎在《日本海军史》中说,日本战前拼命扩充海军,“简直像一个上气不接下气奔跑的人好不容易才赶到日清战争这个目的地”。

最能反映当时日本国家体制的,是战争中呈现出的“举国一致”的强烈决心。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广岛大本营指挥作战,开战后,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赴朝作战,志愿做后勤支援并最终参战的军夫多达15万人。在这种“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中,连日本各地的娼妓都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奉献。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的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奉公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的胜利,竟“激发了日本花柳界的大繁荣”。

战争惨败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尤其是黄海海战失利和割让台湾,早已成为中国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百年来不断沉痛反省。不过,失败也有失败的好处,用社会学家赵鼎新的话说,“军事失败特别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因为它促使人们质疑既定秩序和考虑制度变革。因此,战争的压力不仅制约了持续性的再生,而且还产生了促进变革的机遇”。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确实,此后的废除科举、乃至清帝逊位,都在这一因果链条上。甲午战败是触发这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中国在全面危机的压力下,不得不自我改造,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

日本:胜利的诅咒

另一方面,胜利也有胜利的诅咒,正如英国威灵顿公爵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

甲午战争的压倒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国家主义影响力,激发了日本扩张的野心,并直接造成军方大权独揽。在战前,日本军人地位低下,民间逃避服兵役的事层出不穷。这次战争的胜利却使日本举国欢腾,日本民众的战争热情空前高涨,东京市民甚至集会一致要求进军北京。那时“军队万岁、军人是守护神,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民众对战争的肯定,奠定了国家走向军国之路的基础”(本书307页)。许多社会名流、文化名人均肯定战争,著名记者德富苏峰一生的前半期本是自由主义者,但此后却转向强烈的国家主义,在甲午战争前一周就鼓吹开战将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2.3亿两白银赔款,除了天皇拿走6%外,其余全部用作军费,光海军就拿走一半。军部借此全面确立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其军事独立行动的做法也一直延续下去。在此之后,日本就在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确切地说,正是战争的胜利使反战的声音被完全淹没,曾高唱反战论的内村鉴三,在接到旅顺海战的捷报时也不禁“山呼万岁之声响彻四邻”。

对日本来说,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连续事件。日本全民的战争热情由于当时“三国干涉还辽”而陷入狂怒(昭和天皇在1945年决定战败诏书前还要求臣下体会当年明治天皇退还辽东半岛的“忍辱负重”心情),从而将俄国视为下一个主要假想敌;而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英美出面调停,压日本接受和平协议,又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英美情绪(所谓“英美鬼畜”),为下一场战争做了准备。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对“文明”和“万国公法”还有所顾忌,惟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野蛮国家,那么,40多年后在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中就再无掩饰,最终自掘坟墓。 

作者为书评人

《清日战争1894—1895》,宗泽亚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4月版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