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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家眼中的 宋朝、中国和东亚

2012-08-03 16:17:01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自上世纪70年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特别是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东亚模式”便一直是西方学界着力研究的课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东亚史》即是其重要成果之一。该书向我们揭示东亚经济奇迹并非当前景象,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历史观上,墨菲说:“我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必须抵制只以后来者的眼光评判历史的诱惑,努力从当时人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使得本书读来平易近人,毫无一般西方作者的全球或地域类通史在涉及东亚、尤其是中国时的那种自我优越的姿态,而且在具体史实的论述上别开生面,常能引人作一番深思。

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墨菲从人本主义出发,对传统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持审慎态度。他认为通过武力将人民统一在一个帝国,未必比让人民生活在各自国家更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较之汉唐,墨菲更赞赏“缩小国家规模”的宋朝。宋朝的御边政策为历代中国史家所批判,但在墨菲看来,唐末和五代乱局留给宋朝的只是濒于崩溃的财政,人民流离失所,文化青黄不接。所以,宋朝放弃那些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的地区,反而能专心发展本国建设,由此实现资源使用的转向,带来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黄金时代”。

    墨菲对宋朝经济的描写打破了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观点。他认为,宋朝开始了一系列基础性变动,“而且可能达到了质变的程度”。这些变动不但显示出典型的“现代”特征,而且预示了七八百年后改变欧洲面貌的种种变迁:商业部门林立,贸易持续增长,城市文化兴盛,本票、信用证和纸币普及。宋朝也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早期的技术成果,能容纳上千人的作坊,以及许多协助生产的机械装置和原始机器。11世纪初宋朝的财政收入是盛唐的近三倍,南宋海外贸易税收占国家收入的五分之一,贸易总量不仅远超当时欧洲的水平,而且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宋朝已处于经济和技术转型的历史拐角,何以没能实现如工业革命那样的质变?墨菲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守旧弊端,这些弊端后来累积为晚清中国的沉疴:传统农业所能供养的人口已达极限,却无创造和引进新技术的意图;商业化没有引起其他领域的发展,资金主要被用来购入土地,而不导向可以增加生产力的新投资;官僚腐败严重阻挠商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创新精神;科技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发现和改良,鄙视“劳力者”的实用主义窒息了理论科学的发展等等。

从“中华帝国”到“国家中国”

    11世纪宋朝没能解决的问题,终于绊倒了19世纪中国。即使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仍然抵制哪怕是出自自救的必要的改革。墨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华帝国”思想作祟。长期的大一统格局,使中国人缺乏“国家”概念,更不知道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但在东亚,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优越意识扎根在文化思维中,使中国人从不认为外国人可以对其构成威胁,也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一旦出现外来威胁,中国总能通过同化将之纳入中华文明体系。而中国欲把从海上打来的“多毛的野蛮人”同化显然低估了工业文明的强大。

    在墨菲看来,一个民族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产生“国家”,民族主义因“国家”遭遇挫败、耻辱、入侵而最终发酵为拯救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墨菲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朝并非亡于少数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是亡于它自身的无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因脱离群众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中国从“中华帝国”到“国家中国”的转型也因此充满痛苦与挣扎。

    墨菲认为,日本能够迅速转身,恰恰源于其长期分裂的历史。长达千年的地方割据使日本人认识到“变”是生活中的常数,“变”中孕育了无限可能与希望,因而日本人随时准备好接受新思维和新技术,即使在锁国时代,也能通过唯一的通商口岸长崎与西方保持起码的联系。而狭小的领土,基本同质的语言、文化和种族,又有利于日本人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迷思

    民族认同感强调从基础做起,而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则着重于在上层发力,如此上下协调,方能巩固改革成果。但在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不光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经济和政治也十分脆弱。墨菲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路使中国在保持本国文明和采用外国制度间踟躇不决,并使中国一再失去自救的机会。“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说到底只是借西方技术维持保守政治格局,而真正可以救亡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却被丢掉了。换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应一时之急,中国要摆脱落后、贫穷和耻辱,就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体”。

    反观日本,则大力引进西方思想观念、技术和制度,在短短30年内就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日本开放、务实的文化观与其自身的文化认同达成了一种十分默契的平衡,日本人丝毫不会因从外国引进文化而觉得有伤自己的文化之本,日本甚至能在改造之后,将外国文化内塑为日本文化的血肉。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采用西方技术而受损的民族自尊心,日本干脆不予理睬,因其充分认识到自己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救亡道路就是获取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的新力量。

    遗憾的是,对中、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日趋保守,迷恋上强大的国力又无法有效驾驭这种力量。墨菲指出,正是政治改革滞后产生了这一后果。明治早期规划的技术、教育、经济和政治等一揽子方案有其内在联系,无一可以偏废。实践中,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以牺牲大量农民、工人利益为代价,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拉大,民主化呼声高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日本视若无睹,国家危难使民众担起救国重任,一旦承平乃至兴盛便固守原来的政治秩序,民众对政事既无知情权也无参与权,致使国家痛失平稳过渡良机,待到大萧条问题全部暴露又无法从内部解决,终于酿成二战悲剧。

“儒家东亚”面临挑战和机遇

    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自不必说,朝日之间甚至有种族亲缘关系,这为今天的我们所无法想象,而各国政治与文化无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的向心力保持地区长久稳定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儒家体制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崩溃,使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坎坷与创伤不惟中日战争,也在越南、朝鲜战争中绵延且至今未能弥合。另一方面,战后改革成为区域重大事件,如日本启动政治改革,韩国在于上世纪80年代着手政改,而中国内地与越南也在同一时期开放了国门。

    尽管方式不同,但墨菲发现,东亚经济奇迹虽是制度改良所致,凝聚力量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与许多否定儒学的西方学者不同,墨菲认为,经过改革,在剔除等级、教条、保守等糟粕之后,儒学所强调的伦理价值仍具现实意义:重视教育,共同努力,刻苦工作,等等。墨菲认为,现代儒学提供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又强调个人价值通过服务群体实现,“在个人权利、团体利益和社会秩序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显然,墨菲并不意图推销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他来说,多一种发展模式便多一种通向真正自由的可能,“儒家东亚”无疑是可贵的实践。

                                                 ( 来自: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3日  作者:黄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