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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道证明题

2012-02-01 09:07:16 后浪出版公司 阅读

      作者:向荣,发表于《南风窗》

      在整个2011年,所有关于辛亥革命的文本——无论是史料、文章抑或访谈,最终都会落脚在同一个话题:当代中国改革的下一步棋怎么走。重述的角度或有不同,譬如激进主义者看见的是武昌首义,宪政主义者看见的是清末新政,国家主义者看见了开明专制,自由主义者看见了请愿运动,不一而足,甚至连小说家也不甘寂寞,例如方方就写了一本小说叫《民的1911》,我虽然没有读过,但听说是跟人性有关。所以也可以说,小说家看见了人性。

       杨念群曾在五四运动90周年时不无戏谑地说,每当在诸如此类的纪念年份里写学术文章,就有“学术赶集”的感觉,很多人写文章只是赶庙会似地应景儿。此话不假,但辛亥革命的这次百年纪念却绝非如此。一年来零零散散读到的文章,固然观点各异,却都有当下指向。历史不会循环,但也经常恍惚得让人不辨今昔。辛亥革命为何爆发?因为武昌起义。武昌为何能起义?因为武昌的兵都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了。保路运动缘何发生?因为新政要铁路国有,要国进民退。算来算去,辛亥革命的问题还是绕到清末新政上来。讨论新政又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一言以蔽之,当改革走到政改的时候,路到底怎么走呢?

        官方也纪念辛亥,但主要是接续正统,所谓“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也和对岸求同,所谓“祖国尚未统一,同志还需努力”。这与民间或学界的讨论是不同的话语。2011年并没有形式上的辛亥革命大讨论,但散在报刊上的文章、学者单行的著作却显示有讨论之实。

        《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则是另一种形式。记者马国川采访了人文领域的12位学者来谈辛亥革命,表面上看只是访谈录的合集,实则更像是讨论的争鸣集。有必要写下这12位学者的名字: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单看名字,就知道他们在辛亥问题上必然意见不同,所以,单纯从阅读体验来说,这本书的精彩在于你可以置身于一场学者沙龙之中,大家的观点都很直接,像李泽厚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其意图昭昭然也。

       而在阅读体验之外,本书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宪政是一道判断题还是证明题;二、今后的走向是否可以跳过五四接续晚清。

        第一个问题,与马国川本人在书中的主导作用有关。他始终在追问:“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哪一条道路才能走向宪政?”这其实就把辛亥革命直接替换为宪政问题了。在当下,不论被采访的学者认同辛亥革命与否,都指出了走向宪政是当时的唯一出路。但遗憾之处也正在于此。将辛亥革命问题替换为宪政问题,其现实的指涉非常明显,就是说关于未来已经有了答案。从本书来看,这已是相当多人的共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宪政?从本书中余英时、许倬云等的谈话来看,他们的观点与结论仍然与10年前没有太大不同。但大陆的现实正在剧烈改变,新的思想又出现了很多,大陆的年轻一代所读的书,观照的现实,思考的问题,对未来可能提出的想法,已经复杂到不能用一个两个观点来涵盖了。未来的走向不是一个正误判断题,而是一个给出条件的证明题,而公理定理都只是依据,并非证明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接续晚清。中国从洋务运动至今所走的路,可简单概括为“一直在模仿,始终未超越”。学习日本搞洋务运动;初建民国学美国立国;蒋公建政学习德国;中共建政初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其实一直在学美国。学来学去,虽有长进却总觉得根本的大问题没有解决。也许,今后的走向的确需要越过五四,直面晚清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中,经济问题已经不是首要问题,政治与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的变革或曰儒家文明的涅槃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跳过五四,并不意味着否定五四,因为只有解决掉辛亥的问题,才能真正让五四精神的建设性大于颠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