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请登录]   [免费注册]

另一只眼看近代留学潮 ——评《大留学潮: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

发布日期:2016-12-30


来源:凤凰周刊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门洞开,出洋留学被视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佳途径,受到国人的持续热捧。学成归来者,多被视为具有纵横捭阖、叱咤四海之力的天之骄子,被寄予改造落后中国的厚望,他们自己也多怀有“国人导师”般的自信,希望能指点江山、引领时代。

然而,这些“海归”精英,是否真的具备扭转历史进程之功力,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不少人先后卷入政见及意气之争,或相互吹捧,或相互诋毁,致使留学者本人的真才实学或被放大,或被贬低,很难客观评价。不可否认,出国留学群体中有不少出类拔萃者。然而,亦不能无视在看似风光无限的留学大潮中,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纳垢的一面。

资深出版人、学者张倩仪新近出版的《大留学潮: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下称《大留学潮》)一书,通过运用大量近代以来出国留学者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资料,用通俗、流畅、可读性极强的文字,钩沉出无数饶有趣味的史料故事,也展示了近代留学浪潮的辗转曲折,以及几代中国青年知识精英在异国他乡不为人知的迷惘、挫折甚至荒唐、颓败的一面。

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大时代里,留学不仅意味着面临来自家庭和家族的沉重压力,更意味着各种艰难的自我调适和逆境生存,并非是一条锁定光明前途的康庄大道。该书皇皇三十万字,内容十分饱满,涉及的主题颇多,本文仅从书中选取三个被传统教育史忽略的侧面展开,以管窥全书之貌。

公费与自费:留学生众生相

清季末年的留学事业,肇始于1872年容闳安排的幼童留学美国计划。然而,由于观念的局限及各方阻力,这个计划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沉寂无声,几近流产。

1895年甲午战败,震惊朝野上下。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痛下决心,向入侵者学习。1896年,清政府首次选派13名留学生赴日本。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传承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同年,中美谈判,美方退还庚子赔款的部分金额,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清政府自身也大力推动出国留学的开展,将政府资助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定为国家政策,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国留学大潮。

出国留学的首要问题,即筹措国外读书、生活所需的不菲经费。钱从哪儿来?有能耐者争取国家资助,否则只好自掏腰包。国家资助又分“国家公费”和“省费”两种渠道。在“国家公费”里,规格待遇最好的当属庚子赔款的资助,交通部、军政部等国家部门,也自行在部门内部或者在直属学校内选派留学生出国。也有少数因革命有功而被政府赏赐留学者。在“省费”里,各省经济实力不同,留学名额以及资助力度也有差异,以至于出现不同省籍的学生考入同一间学校、公费却大有差异的现象。

公费资助“看上去很美”,但作者指出隐含其中的两大问题。其一,是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常常导致政府的资助经费不能按时拨付。至于各省的留学经费,则经常被挪用做军费开支,致使在外读书、生活的留学生们捉襟见肘,有的甚至面临断粮断炊之急,不得不想各种办法变通应付。有能耐者写稿挣生活费,时运不济者甚至要挨饿受冻,以至于被房东驱逐,不得不到使馆要求救济。

其二,是被人诟病的人事关系问题。哪些人应获得炙手可热的资助名额?在当时相应的选拔考试制度尚未完善之时,有上层关系者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徐志摩申请公费出国,有赖于姻舅张君劢在政界为之通融;而勤奋的穷学生沈宗翰,尽管时时留意各种招考信息,但终“因无人推荐而失败”。然而,在作者钩沉的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尽管时局动荡,中央政府以及不少地方政府,在经费短绌的情况下仍然极力筹措留学经费,资助学子。从1910年代至1930年代,留学选拔考试制度也在日益规范、完善。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那些自费留学者,更是五花八门。家底厚者,不仅有各种人脉关系为之疏通,亦可应付各种浩繁支出。家业薄者,不仅在信息渠道上先输一筹,更面临因出国留学而倾家荡产之虞。透过巴金、黎东方等人的自传与回忆录,作者指出,来自中下等家庭的子女,因执意出国“见世面”而拖垮父母乃至妻小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些真实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事实,即出国留学原本只是上流社会精英的特权。

透过大量生动的故事,作者向我们揭示出一幅多彩的清末民初留学生世相。一方面,青年学生自制力有限,拿着公派资助的高额经费挥霍无度,不免自食苦果。有些人甚至可以在路上把钱花光,到了码头就没有钱,要家人或朋友拿钱去接船;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资助项目尚未制度化、规范化,因此青年学生们为了能够争取尽可能高额的公费资助,或先自费出国,然后再考取公费,或多方打探,上下打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幕,与我们今天,何其相似。

在家千日好,出门百事难

中国传统士绅家庭,男性掌握家庭内部的主导权,在日复一日的读书以求取功名的单调生活中度过,并不懂得家庭营生之艰难。一旦迈出国门,进入一个崇尚平等、民主的现代国家,他们大到获取学籍、学位,小到买菜做饭,样样都须亲自动手。

这些蜜罐里泡大的成年男性,第一次品尝到生活的苦涩滋味。有的留学生初至外国,刚下码头,习惯性等候服务生为其搬运行李。然而,等到的却是被工作人员告知“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扛行李”。不少名门望族的少爷、公子出国之后,经过艰难的调适过程,终于学会了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能。书中提及,世家出身、在家时有佣人服侍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妇,1930年代到牛津后,也慢慢从头学习家务,像“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20世纪初,在教育向平民化迈进的时代背景下,半工半读现象开始在西方中等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推广。早期留美学生多数出身富贵家庭,不大需要半工半读。而民国以降,大批拿着庚款资助公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更不必做工。因此,在美国半工半读的,只是少数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自费生。

作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法两国的半工半读中国留学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是清教徒传统,没有权贵基层,知识分子与工人一起干活的观念深入人心。况且在美国半工半读,劳动强度并不大,多是在图书馆、食堂或者实验室打杂之类。而在法国的半工半读,则多数是做全职工人,在工厂里做着简单技术工作,既学不到技术,又看不到出路,工作强度之大也远非美国可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更倾向于温和的社会改良;而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劳动残酷过程的留法学生,更倾向于激进的社会革命。

“花前月下”的沉重代价

接受了现代思想的留学生,其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婚恋观念上。不少留学生极力反抗父母的媒妁之命,其中不乏抛弃家中包办婚姻的妻子、与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女学生自由恋爱的“弄潮儿”。对于正处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而言,留学更是一个解脱婚姻束缚、寻找新生活的最佳理由。然而,那些花前月下的浪漫恋爱,大都建立在对空守婚房的旧式妻子的无情牺牲之上。

尽管这些传统女性得到了来自男性家庭的同情和支持,一些男性家庭的长辈甚至不惜以断绝经济支持为代价,逼迫男方回国完婚。那些被拒婚的旧式女性,其个人命运也各不相同,既有镇定、从容,且能够适应新变化者,亦有以悲剧收场者。

作者向我们转述了有名的翻译家王际真留美期间的一段经历。1929年,王际真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因父母不予资助,致使王本人一时困在山东无法成行。此时,他那受父母之命而娶的妻子,竟以“清华友人”的化名身份资助了100银元,使他终能回到美国。此后,王际真在美国结婚生子。数十年后,方知此段曲折经过的真相。而此时,他的太太早已撒手人寰。深明大义最后的结局是孤寂终老。这段故事,既令身为当事人的王际真每每念及此事悲从中来,也令读者为之动容。

时局变化也导致留学生在各国“花前月下”的投入产出比悬殊甚大。1920年代,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由于一战结束不久,男性人口极度匮乏,使得男女比例悬殊,来自中国的男性留学生更受青睐。加之当时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民生凋敝,马克大幅贬值,使得在德国的生活、读书成本大为减轻,战后去德国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加。

书中援引王独清回忆录中的记叙,“一个瘦小的黄面孔的东方人,带着三四个甚至五六个高大女人,走进一个最阔气的饭厅或其他更奢侈的什么地方,拿出一卷钞票来随手乱丢,这在柏林竟然成了很寻常的事了。”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波及欧洲,使得英、法、德等国家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致使那些趁着币值低而来的中国留学生纷纷离开。

青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对留学生本人的学业与事功是促进还是阻滞,难以一概而论。茅盾22岁时即与孔德沚结婚,然而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国民党通缉,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与来自四川的女学生秦德君一道东渡日本。对茅盾而言,是流亡海外。对秦而言,则是赴日留学。两人在船上即已“相见恨晚”,至东京后来往自然十分密切。秦德君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成为茅盾文学创作的灵感,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蚀》即是创作于这段时期。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曾与韦莲司、陈衡哲、曹诚英等多位中外女性过从甚密,甚至要求与太太江冬秀离婚。若非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的婚姻史恐怕也要被改写。不仅韦莲司终生未嫁,曹诚英在文革时期也因与胡适的交往受到非人的折磨。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否也是他青年时代的才子多情在迟暮之年收获的心如止水呢?

人才招聘   | 联系我们关于我们  |  合作书店 | 友情链接 | 索取试读本

服务热线
133-1127-6415 后浪官网已于12月12日关闭销售功能,购书请前往后浪天猫店、后浪有赞店。

关闭在线客服
Copyright © 2015  Hina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后浪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9065647号-3 | 出版证

 

读者服务热线:13366573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