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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岳,一个数扁桃的人

发布日期:2016-09-12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脑洞大开、文字游戏、虚构的乐趣

你只能经历这些小说,而别想理解它们。”


朱岳,一个数扁桃的人

作者:王西平(诗人,专栏作家)

广州日报201697

朱岳出新书了,而且是旧货捯饬,重装上市。

率先声明,朱岳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听说现在是个秃子,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关于秃子的一事,我发现了两处例证:

一、朱岳2010年在豆瓣组建了秃顶会,也就是说,他从六年前开始秃顶了;

二、作为秃顶会圆首,朱岳对该会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十大设想,其中前九项非常有现实意义,第十项“其它”并没有明确表述出来,我认为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在创作上,朱岳有一个关于“秃顶”的计划,这一点在其小说《我可怜的女朋友》中已经初露端倪——那个满头只剩下23根头发的“女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了秃顶精神的映射。在小说《诗人与侦探》中,主人公身份向男性转变,进一步暴露了秃顶的焦虑特质:“我的同事们不忍心看着我一天天憔悴下去,我的头发在减少,一根根地减少,所以只好把茄子皮贴在头顶上……”

好了,关于“秃顶”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我要说的是,一个蜗居塞外整天浑浑噩噩晒太阳的人,一个在帝城喝着咖啡在出版社磨洋工的人,到底是怎么勾搭上的呢?现在细想,实在想不起来。准确地说,大概,可能,是在高情商高智者聚集的豆瓣上认识的吧(我没顺带夸自己的意思)。两个人互加关注,点赞,点赞……

2015年,朱岳的《说部之乱》出版了,很快我收到了签名本。只花了两个夜晚,我就读完了。当时心想,“还有人这样写小说!”按理说应该写写评论什么的,可是没有。后来有点灵感,写过一首赠予朱岳的诗——《大脑受伤的鼹鼠博尔豪赫》,估计朱先生扫了一眼,也没多大惊讶。心想,一个写小说的,能懂诗吗?

后来,我觉得这种揣测很扯谈,因为我悄然觉察到朱岳身边有好多高情商高智商的诗人朋友,最近我又在豆瓣上读到他论诗与小说的观点,直抵要害,愈加觉得此人非同一般。

朱岳对诗的定义是,通过修辞方法创造出的不透明语言。我注意到,他竟然将诗歌形式上的分行归于修辞。他还说:所谓“不透明”,指引人注意,与工具性语言在使用中不被意识相区别。也就是说,诗歌的语言之本质是隐晦。他谈到了诗与小说的区别:1、小说的语言是半透明的,2、叙事是小说必要的、唯一的方式,对于诗则并非如此。同时他也对诗与小说相通之处进行了比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我对朱岳刮目相看了,尤其在读了《说部之乱》后又读了他寄来的第二部以旧翻新的《蒙着眼睛的旅行》后,突然意识到朱岳在小说语言上的诗性觉醒。他对诗与小说的理解和总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深刻而又独到的写作实践。也就是说,他对诗歌的认知,决定了他的小说的世界观——即便他最擅长的是哲学,但哲学对他的小说而言,只是一种操持的“工具”。

我对作品以外的朱岳了解得并不多,但是从旧版《蒙着眼睛的旅行》到《睡觉大师》,再到《说部之乱》,可以看出,至少在2006年以前(旧版《蒙着眼睛的旅行》是这一年出版的)朱岳是写小说的,事实上他在二十几岁就已经干上了这种“编谎圆梦”的文字游戏了。网上看到许多人对朱岳的结论很多了,什么中国版的“博尔赫斯”(他自己似乎很反感这个标签),小说界的“周星驰”(这是我给贴上去的,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智慧的小说,反抒情,猜谜语,文字游戏。等等。

我再重复说这些标签也没什么意义,就聊聊读完《蒙着眼睛的旅行》一书的心得吧。

朱岳的小说有浓郁的悲剧情绪,而且极度夸张的写法,使得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了浓重的史诗色彩。在《个人悲剧》中,N C在斯宾诺莎哲学诱惑下,患上了“精神痛苦”症,因此他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不安”与“恐惧”,这一切都呈现为一个人的自残与自虐,人物的精神形象犹如“没有鳞片的鱼”,被玻璃粉、细小尖利的钢针组合而成的强大合力,硬生生血淋淋地剥开,NC企图以自我毁灭的方式阻止厄运的发生,但最终具有魔性的物质出来了——街心花园的小提琴,直接导致NC用钢针刺穿了自己的耳膜。

如此接近于黑童话式的宿命仍在蔓延。在《格林大夫的遭遇》中,格林在他的私人诊所里接诊一位名为盖尔布的患者,他的后背长出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肉瘤,肉瘤里面住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格林利用面粉、牛奶糖混合烤制的美食的香气做诱饵,杀死了肉瘤兄妹,没想到灾难接踵而至……

816日,我在微信里读到河南诗人刀刀的信息:他将一把原木椅子摆在一片树林里,然后配上了一句话:“归去——回到一棵树。”巧的是,那一刻我正在读朱岳的新版著作《蒙着眼睛的旅行》,并翻到了第35页《关于费耐生平的摘录》,令人吃惊的是,小说的立意竟然与刀刀的做法一致:让“桌子T”回到诞生地——那片枫树林区。

朱岳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那些偏远的村落,远离视线的湖畔,神灵与人畜交织,现实与冥想共存,生与死延绵轮回,他的奇思妙想立于哲学的肥野之地,他的风趣幽默源于对生命的大彻大悟。在《丧魂者》中,“我”远赴非洲桑图兰地区从事一项田野调查,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毁了整个村子,“我”在劫难中流落于一个叫“秃木村”的村落,并从此遭遇了种种奇遇:这里的人信奉一种叫“伊迪”的神灵,死去的人在伊迪的“注视”下,被施予了巫术,魂虽散而魄却滞,如同行尸走肉的丧魂者,那些丧魂者结成群体,成为庞大的丧魂族,繁衍生息,与活着人在生死的天秤上分庭抗礼……这有点像“移灵”文化,这种文化在《轮回》中变为一场逆流的循环式的竞技,所有的人一出生意味着死亡,老人树是一切生命的起点,女人的子宫则是终极一生的坟墓。在《马尔特兰湖畔的男女》中,人们没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没有爱恨情仇,也没有时间考虑宗教,生命如此短暂,根本来不及享受,他们活着的一生,就为分分秒秒寻找配偶繁衍后代。我们不禁要问,对于马尔特兰湖畔的男女,“人生”到底是什么?生是死唯一的目的,死是生独有的目标。

朱岳的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来就为处理个体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李逵印象》中,一句“我是自愿上梁山的”成为了“李逵”试图时时处处与现实扳回一局的“谶语”。在《混淆》中,“我”为完成一部小说去跟踪记录别人时,另外的人却在另一部被“我”废弃的小说里跟踪记录“我”,跟踪与被跟踪,记录与反记录,几个人之间绕成了一个混乱、裂变的圈。

朱岳擅长拿“小说”说事,他始终热衷于诗人策兰的扁桃游戏:“数数扁桃,数数过去的苦和使你难忘的一切,把我数进去。”比如在《一篇小说的独白》中,未来的事实已经发生,作为正在发生的小说,以未来完成的身份,重新审视事件发生的过程。在《贝拉德日记》中,朱岳玩的是一种套娃模式,在《两部书》的故事中,缪尔列斯家族不断续写着《贝拉德日记》,同时不同版本的假冒《贝拉德日记》又不断显现,小说人物“贝拉德”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里,以虚构的方式延续着生命。在故事里讲故事,另如《睿智的皇上》,甲乙丙丁四位宦官面临皇上随时可能从嘴里冒出的“嚓”时,每人讲了一个故事,但统统未能逃脱杀头的厄运。类似的还有《最后的小说》,当“写小说”成为一种秘传的技艺时,K﹒身陷被处死的境地,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篇小说《最后的小说》(与朱岳的这篇小说同名)……

许多人在阅读朱岳的作品时,也许跟我一样,心里会这样发问:为什么他在小说中热衷于营造西方的幻影,就连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翻译体例,对此朱岳在《后记》中坦言,“由于长期阅读翻译作品,我的语言风格亦受影响”,“既然西方作家可以臆想一种怪诞的东方情调,我们为何不能如法炮制?”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作家来,黄惊涛,年龄与朱岳相仿,他习惯以绚烂的想象力创造一个个独特世界,神异、吊诡、甜蜜而哀伤,故事人物名字也习惯采用翻译体例。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创作者复杂的心态:取日常熟悉的名字容易给人感觉过于写实,比如《三体》有时候就有这种感觉。而取遥远的外国名则很讨巧,这种疏离感使得小说很洋气,乃至霸气冲天。如果把朱岳小说中的人物,全部换成“张大锤”“刘大雷”“狗剩子”“王二妹”,是不是有种“小二黑结婚”的味道?

当然了,在这部新版的《蒙着眼睛的旅行》中,也有“意外”,比如《泉眼》,小说的人物分别是“晓华”“道琳”,读起来非常中国,与整部小说的基调格格不入,想必不在一个时间线上创作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就不猜测了,个中原由只有朱岳自己知道。另外,读“别集”时,《记忆三部曲》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快读到一半,我仍觉得这是一篇现实体例的日记,或随笔,根本不是什么小说,因为文章中出现了日常熟悉的中国地名,街区等,而且叙述是那么有板有眼,非常冷静,没想到越读越魔幻,越读越超现实,相比而言,我倒是喜欢这种调调,既让人身临其境,却又不是那么土里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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